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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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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慈禧太后问：“说我不该在颐和园装电灯，西苑不该修铁路？” “西苑修铁路，他们倒不敢管，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都说不该修。”李莲英说，“有句话，怕老佛爷听了生气，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说这场火是，是天怒。” 慈禧太后明白，这是半句话，原来那句话，必是由人怨激起天怒，太和门之灾，是天意示警。这句话听来当然刺耳，可是也无须生气。 “还有呢？”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花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花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子，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点儿？” 李莲英原是一种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道。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花的钱多了。”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是！”李莲英答道：“老佛爷圣明。”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道要出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强装出豁达的神情，背转身立刻就是阴沉抑郁的脸色，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胸塞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管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管”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弄口舌，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宫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搞得鸡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处处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出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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