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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七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 ※ ※

  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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