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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六


  “误于陆居”是他避重就轻的巧妙说法,因为以他的职责,等于地方官与城共存亡一样,师船多焚,一身无恙,未免难以交代。“误于陆居”就表示想与船同殉,亦无机会,再进一步说,倘或他是住在船上,身当前敌,亲自指挥,或者不致这样一败涂地。错来错去错在“陆居”,这个“误”字,他自己觉得笔力千钧,莫可移易。

  文章做到这里,已经终结,但还有奇峰突起的一段话:“日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损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云乌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挫,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释恨。

  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含糊,一语粉饰,再蹈奏报不实之罪。”

  这就是说,水师虽然挫败,法军亦有相当损伤,有过有功,原可相抵,不过他自责过甚而已。“即确亦不足释恨”这句话,更是得意之笔,摇曳生姿,妩媚无限。

  写完这个折子,暂且不发,到第三天又加一个附片,专陈“陆军接仗情形”。黄超群、方勋当时早就吓得不敢出头,张佩纶却铺叙战功,大为夸奖:“伏查船政露厂临河,防护既无巨炮,曲折并无缭垣,实非可战可守之地。此次法人以大船大炮环攻三日,我军兵单械缺,力实难支,而黄超群等扼险坚持于炮烟弹雨之中,昼夜并不收队,尚复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卒全船厂,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烟筒亦伤其二,各屋千创百孔,而大件机器犹在,船署屹然独存,黄超群等以兵轮既挫,口不言功,惟水师之失,罪在微臣,船厂获全,功归陆将。”

  他这样讳败为胜,一则是表示他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的统驭有功,再则是收买人心,好为他掩饰弃师潜逃的不堪之状。当然,这个单衔的奏折,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与将军督抚会衔的折子不能矛盾,否则两相参看,马脚尽露,就变作弄巧成拙了。

  因此,张佩纶又要了会衔的奏稿来,仔细检点,并无矛盾,方始拜发了单衔的奏折。而京中的电报已纷至沓来,指示战守方略以外,且已明诏对法宣战。

  【五九】

  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色,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激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逼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

  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

  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交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腰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想,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乱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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