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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六


  【五七】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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