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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六


  据孙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语。质之承办书吏及各该号商,均供并不知情。复将顺天祥,乾亨盛两号帐簿详加考核,并无潘英章等馈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诘,各处查对,所有科道原参枢臣报销案内各节,委实查无其事。”

  看到这里,惇王停了下来,总觉得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这么干净,实在于心不甘,想提笔改动几个字,却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先搁下,再往下看:“惟各省动钱粮军需报销,与年例奏销,判然两事;该省因军务倥偬,将两项笼统报销,原属权宜办法,现在军务已平,自不应仍前并案办理。该尚书等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且于司员孙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员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赃,均无觉察,亦难辞咎。应请旨将景廉、王文韶并各该堂官,均查取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看到这里,惇王气平了好多,因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词甚重,而且“各该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书的张之万和工部尚书翁同龢在内,无形中等于自请处分,总算是光明磊落的。

  这样一转念间,加上正是神清气爽,精神痛快的时候,便提笔画了两竖,是个草写的“行”字,然后又照规矩只署爵号“惇亲王”。此外一折两片,亦都判了行,将笔一丢,大声说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为这趟差使,必定极其罗唣,惇王会得提出许多疑问,就算能够一一解答,他也不见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传话,总要来回跑个两三趟,才能了结。这么热的天,就跑出痧子来,也只好认命了。

  那知不费唇舌,也不费等候的工夫,便都画了诺,这一诺,何止千金?自己办了这么一趟漂亮差使,赏识的还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请个安,将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请一个安,口中说道:“谢谢王爷!”

  这一谢,反成蛇足,惇王随即问道:“怪了,要你道谢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说:“谢谢王爷体恤下情,大太阳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脱口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该体恤你,让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擞地,将一折三片传送会办五大臣,分别判了行,随即发抄呈递。第二天齐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听,才知道因为折子太长,要留着细看。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无消息,而且翁同龢以军机身分照例进见时,“上头”亦未提到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着急的,当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听消息的王文韶长子王庆钧,四处钻营,毫无头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倒是他家的一个老仆,随着王文韶的宦辙,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情熟练,断言决无他故。

  “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

  【五四】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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