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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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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龢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龢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龢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龢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龢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龢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龢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龢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龢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龢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龢特别加重语气：“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龢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龢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龢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龢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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