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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龢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

  【五二】

  就为的阎敬铭整顿积弊,户部的许多黑幕,逐渐被掀了起来,最骇人听闻的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的王文韶和另一名军机大臣,牵涉在一桩报销案内,传闻纳了巨贿。

  这桩报销案,属于边远省分的云南。向来军费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大道。云南的报销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经发动,派出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军,携带巨资,来京打点。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军机章京,为他向王文韶、景廉游说。时机甚巧,“董太师”为张佩纶一道弹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来,王文韶署理部务,大权在握,足可了事。但户部书办要十三万银子,讲价讲不下来的当儿,阎敬铭快将到京,怕他不受赂遗,公事公办,所以户部书办让步,以八万两银子了结。

  凡是军费报销案子,虽由户部主管司承办,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牵涉既广,难包内幕不会泄露,倘或说了无用,则徒然结怨,不过私下诽薄叹息而已。如今阎敬铭大刀阔斧在整顿,便有热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传到御史陈启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凿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参周瑞清,而且说明存银处所,语气中也关连到户部堂官,自然不能不办。

  但是,查办的谕旨,十分简单,只说:“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时只指派刑部满汉两尚书查办,知道内幕的人心里有数,王文韶和景廉是军机大臣,当然要先作回护之计,所以只当作通常弊案,轻描淡写。清流中人,虽然宝廷和陈宝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乡试考官,去掉了两枝健笔,但张佩纶、邓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内,大为不满,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办,就连麟书和潘祖荫一起参。

  麟书听得这话,大起恐慌,潘祖荫却相当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这要找吏部,因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进京引见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见过后,十月中旬“验放”,过了两个月领到“部照”,应该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来是个补道,分发云南,派充“善后局总办”,也就是云南军务的后路粮台,军费报销正该由他主办。他是这年春天放的粮道,进京引见以后,六月初十“验放”,十二天以后就领到了“部照”,却不回云南到任,请假回安徽原籍扫墓。

  “这就有毛病了。”麟书对潘祖荫说,“阎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报销案的传闻。崔尊彝是案内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请假回籍,这明明是听得风声不妙,有意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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