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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九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 ※ ※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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