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325)_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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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五

送出公事，李莲英亲自去看参与会审的内务府大臣恩承，话中表示投鼠忌器，此案如果办得过严，牵连太广，深怕人心震骇。同时太监们惶惶不安，或许亦会激出其他事故，希望恩承向宝鋆进言，速速了结。　　太监在统属上归内务府管，所以恩承就为本身的利害，也得听从李莲英的话，向宝鋆一提，颇以为然。在刑部，正好依律从轻，有助于了结午门一案，因而亦欣然同意，等将魏丰逮捕到案，问了两堂，便即奏复结案。　　这一案共分为三起来结，第一起是当日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载鹤，交部严议，该班章京及兵丁革斥。第二起是魏丰及教唆他骗刘振生进宫，还有刘振生所经各处值班失察的太监，依照罪名轻重，分别摘顶、罚银、斥革、责打、发遣等处分。这两起奉懿旨裁决后，当日执行，发遣的由护军立即押解出宫。　　第三起专为处置刘振生一个人，以“素患疯疾，混入宫禁，语言狂悖，实属罪无可逭”的罪名，被判处了“绞立决”。在刑部大狱内，一条绳子，三收三放，冤冤枉枉送了一条命。　　于是刑部接着处理午门一案，依旧照原来的拟议复奏。这已经是疯子混入长春宫的二十天以后，慈禧太后在这二十天中，病症又减了好些，所以亲自御殿裁决。　　“我真不明白，”她悻悻然地说，“刑部为什么这么固执？” 　　“刑部依律办理。请圣母皇太后明鉴。”恭王替刑部说好话，“刑部司员尽心推求，既不敢枉法，更不敢忤旨，处境很难。” 　　“这是护军抗旨，不能拿一般的情形作比。”慈禧太后问道：“以前总有抗旨的例，让他们查出来看。” 　　恭王答应着，立即通知刑部查例，这一案先搁一搁，商议其他政务。很快地，刑部有了答复：“抗旨无例，照违制例”，抗就是违。　　违制除非情节重大，譬如领军出征，不遵指授的方略，以致贻误戎机，损兵折将，自然难逃一死，或者象崇厚那样，擅作主张，丧地辱国，亦有取死之道。如象这一案的午门护军那样，是决没有死罪的。　　由于恭王及军机大臣力争，刑部的复奏，悬而未决。退朝之后，慈禧太后大为不乐，一口气憋不住，派李莲英传谕，召见刑部及内务府的堂官。　　“你们拟得太轻了。”慈禧太后面色凛然，“一定要加重！赶快重拟复奏。” 　　慈禧太后不按规制办事，潘祖荫和恩承等人，却不敢贸然奉诏，随即赶到军机处向恭王请示。　　如果硬顶回去，必又是一场轩然大波，恭王跟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商量，决定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直接由刑部、内务府奉旨复奏，军机处暂不介入，保留发言的余地。　　刑部的司官，坚持如故，但复奏的语气，却很委婉，同时特呈律例一册，将有关的条文案例，分别注明。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不再坚持护军必须处死，但罪名是加重了。恭王看争到这个结果，已非易事，因而承旨拟发上谕，说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刑部所拟：“自系照例办理。惟此次李三顺赍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懔之！” 　　※　※　※ 　　上谕一发，清流大哗，忠于职守的充军，放弃职守，容疯子混进宫的，不过斥革为民，天下岂有这样颠倒的是非？陈宝琛决定上疏力争，张佩纶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之洞，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可有所表现的机会，立刻去访陈宝琛。　　张之洞率直陈述来意，是听到了张佩纶的话，特来求证，“我也想上个折子，作为同声之应。”他问，“不知意下如何？” 　　“自然好罗！建言的人越多，越有力量。” 　　“不过，”张之洞实符其名，“世事洞明皆学问”，特意叮嘱：“此事只可求注意门禁，裁抑宦官之言，祈望太后自悟，不必为护军乞恩。否则，太后盛怒之下，一激反而无益有损。” 　　“是了。”陈宝琛说：“当如尊意。” 　　“那就各自起草，明天换着看。” 　　“不必了，早上为妙，各自递吧！” 　　于是当晚各自在灯下起谏草，陈宝琛的笔下快，振笔疾书，写的是：“前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事，下刑部内务府审办，未几遂有刘振生擅入宫内之事，当将神武门护军兵丁斥革。昨者午门案结，朝廷既重科护军殴打违抗之罪，复谕以禁门理宜严肃，仍当实力稽查。圣虑周详，曷胜钦服。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刑部议谴玉林等，谓其不应于禁地斗殴，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谕旨从而加重者，谓其不应藐抗懿旨，亦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虽然，藐抗之罪，成于殴打，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武门兵丁失察擅入之疯犯，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人情孰不愿市恩而远怨？其于畏祸，孰不愿避重而就轻？虽谕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获罪稍形松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罚，兵丁有何深识？势必惩于前失；与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隐忍宽纵，见好太监。即使事发，亦不过削籍为民，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写到最后一个字，手真有些酸了，陈宝琛将笔一掷，揉揉手，在火炉上烘了一会，就手倒了一杯“浓、热、满”的武夷茶喝。在茶烟飘漾中，细读已写下的一段，自觉笔势如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而一气呵成，说理极其酣畅，而文气不矜不伐，颇为动听。　　于是趁着文兴，提笔再写，由天棚藏火药之事，说到太监“岂尽驯良”？历引嘉庆年间“林清事变”，太监引贼入内等故实，再转到前明阉寺之祸，以及本朝裁抑宦官的家法，然后提出他的看法：“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 　　这一扬一抑，自觉情理周洽，立言有体，陈宝琛欣欣然地，相当得意。　　这就该结束了，陈宝琛略一思索，便就约束太监，恪遵定制着眼，又写了两三百字，归结于“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为殴打太监，亦非偏听太监赴诉之词，则群疑释然，弥彰宸断之公允。”写完细看，却又困惑，自觉总有不够圆满之感。　　凝神细想，发现了自己的毛病，这篇文章，只论黑白，未辨是非。是非原要对照来看的，这一案护军是而太监非，奏折中虽已大致说明白，但实如未说，因为护军依旧判了重刑，则是者非而非者是。这一点是非说而不争，无非怵于威权，畏惧得祸。陈宝琛内心自惭，决定不听张之洞的话，要为护军乞恩。　　这不必修改原折，只要加一个“附片”就可以了。但这篇“翻案”的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措词更应宛转，必得一箭中鹄。不然，小事不见听，大事就更难讲话了。　　因此，他彷徨彻夜，直到窗纸上显现曙色，方始定了腹稿，呵冻捉笔，写了下来：“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　　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 　　写到这里，陈宝琛如释重负。立言最难的就是这一大段，因为抗疏则必指陈缺失，措词太软则不够力量，太硬则易激起反感。一开头用“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的字样，先撇开慈禧太后，入手是正确，以下就容易说了：“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玩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正文只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但就象做八股文一样，“八比”既完，应该总会前文，咏叹数句，另外附两“小比”在后面，才是气度从容，理趣完整的好文章。陈宝琛这样想着，决定用两个慈禧太后能懂的典故，补足文气，兼以讽谕。　　这不难找，只要将许彭寿、潘祖荫所编纂，专为两宫太后初度垂帘进讲之用的《治平宝鉴》，拿来翻一下就可着笔。　　陈宝琛原就想到了汉文帝和薄太后的故事，一翻《治平宝鉴》，果然有此题材，便文不加点地接着写：“昔汉文帝欲诛惊犯乘舆之人，卒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又欲族盗高庙玉环者，释之执法奏当，文帝与太后言之，卒从廷尉，至今传为盛德之事。臣彷徨辗转，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岂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系哉？实愿我皇太后光前毖后，垂休称于无穷也。区区之愚，伏祈圣鉴。” 　　写完已倦得无力再看一遍，掷笔上床，睡到午间起来，不忙漱洗，先推敲原稿，自觉相当动听，如果慈禧太后成见不深，则天意一定可回，就怕病中肝火特旺，那就再委婉亦不会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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