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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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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四三】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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