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276)_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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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六

旨稿很快地核可了，只改动了少许字样，拿下来立即送内阁明发，当天就是“邸钞”，是这样“通谕中外”：“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禀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于是从第二天起，两宫太后便在漱芳斋办事，批阅章奏，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军机，裁决军国大事，这又回复到垂帘的光景了。　　当然，慈禧太后大权在手，乐得收买人心，再度听政的第一天，就问起瑞麟的遗缺。瑞麟死在九月里，留下两个缺，一个是两广总督，这个缺因为有许多收入与宫廷及内务府有关，非万不得已，不补汉人，特调安徽巡抚英翰升任。另一个是内阁首席的文华殿大学士，照规矩应该由资序较次的大学士迁转殿阁，腾出一个大学士缺，归协办大学士宝鋆升补，但皇帝因为停园工的案子，跟恭王闹脾气，而宝鋆是恭王的心腹密侣，便有意搁置不理。此刻慈禧太后一提起来，自然是照规矩办事，李鸿章由武英转文华；文祥由体仁转武英，宝鋆大拜，荣膺体仁阁大学士。　　这一下便连带有了变动，宝鋆的吏部尚书，为六部之首，例规是协办大学士的候补者；有人该升协办，便得先调吏部。论起来兵部尚书英桂的资格够了，因而宝鋆改为“大学士管部”，仍管吏部，而以英桂调任吏部尚书。英桂的遗缺，由弘德殿行走的广寿，以左都御史调补。空出来的一个缺，与尚书同等，为“八卿”之一，慈禧太后问恭王：“你看补谁呀？” 　　恭王因为皇帝的告诫，记忆犹新，在这些加官晋爵的事上，要避把持的嫌疑，所以这样答道：“臣心目中并无合适的人，请懿旨办理。” 　　“左副都御史，是新补的，当然不能马上就坐升左都御史，照规矩应该在侍郎里头挑。现在倒是些什么人呀？” 　　六部侍郎，共计二十四人之多，恭王也记不清楚，宝鋆原是吏部尚书，自然念得出全部名单，所以他回头说道：“你跟皇太后回奏。” 　　于是宝鋆便念：“吏部左侍郎魁龄。” 　　“对了！”刚念了头一个，就让慈禧太后打断：“就让魁龄去吧！” 　　这是间接示惠于恭王。魁龄曾在七月底由恭王保荐，升任工部尚书，已经拟旨奉准，就因为停园工之故，皇帝一怒收回成命，此刻到底当上了一品官儿了。　　再有两个升官的，就是太医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党候补。庄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旨意一下，在太监中就引起窃窃私议，说李、庄两人升官升得出了格，而且值不值得如此酬庸，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的天花，不见得治得很好，饮食甚少，“歇着”的时候也不多，整夜能够熟睡的，只不过亥子之交的个把时辰。　　照李德立的诊断说，这是“元阳不足，心肾不交”的证象，所以用的药是“保元汤”，有鹿茸、有肉桂，这也引起好些太监，特别是年纪较长，略知药性的人的非议，说皇帝才十九岁，血气方刚，不宜用这些热性的补剂。　　处廷的大臣，当然比太监要明理得多，他们所重视的是脉案，既然“元阳不足”，则用“保元汤”是理所必然之事。但十九岁的少年，何以有此证象？以前的脉案中，也曾一再指出“肾亏”，这是少年放纵，酒色斫丧，进入中年才有的现象，而竟出现在十九岁的少年身上，是件很难索解的事。　　于是，“天花之喜”所带来的忧虑，反而搁在一边，担心的是皇帝的体质。而真正了解“病情”的，却又有难以言说的隐忧，觉得皇帝的病情，要比已知的情形严重得多，李德立如此处方，便隐然存着卸责的余地。　　这些看法，两宫太后自是毫无所闻，亦毫无所知，所看重的仍是皇帝的天花，认为危险未过，唯在普施恩泽，感召天和，犹之乎民间所说的，“做好事，积阴功，”庶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慈禧太后先用皇帝的名义，为自己加“徽号”，作为起端，由军机承旨，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办理” 　　紧接着又连下三道恩诏，第一道以“奉懿旨”的名义，将慧妃晋封为皇贵妃，瑜嫔、珣嫔晋封为妃。第二道是“优加赏赉内廷行走”，第一名是惇王“赏食亲王双俸”；第二名是恭王，本已赏食双俸，再赏加一分。王公亲贵之后是军机大臣，都赏戴双眼花翎；再下来是内务府大臣，或者赏双眼花翎，或者赏“宫衔”，或者两者得兼。　　之后就是“弘德殿行走”诸臣及南书房翰林，亦各蒙荣典此外“所有王公及京外大小官员，均赏加二级，京师八旗及各营兵丁，均赏给半月钱粮”。凡此都表示“行庆推恩至意”。　　第三道恩诏是惠及囚犯：“奉皇太后懿旨，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及常赦所不原者外，着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酌量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徒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折减等完结。俾沾宽大之恩，勉图自新之路，用示子惠兆民，法外施仁至意。” 　　在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是如此“推恩”的想法，蒙恩的大小臣工，当然亦觉得感奋，但有些比较冷静的，却有异样的感觉，感觉不祥。因为似此普遍推恩，象是“易代”之典——新君登基，才会颁发这样的恩诏。　　除了尊崇太后，推恩臣工以外，还有对鬼神的崇功报德，在十一月初一诊断确定为天花那天起，慈禧太后就根据内务府的建议，在大光明殿供奉痘神。痘神或称“痘母”，宫里称为“痘神娘娘”，又简称“娘娘”。皇子、皇女出天花，照例要上祭，由皇子、皇女的生母行礼。这一次是天子出天花，更非同小可，最初有人翻出陈年老账来建议，说“顺治爷出天花的时节，曾经下诏，禁止民间炒豆燃灯。似宜照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最忌讳的，便是拿“顺治爷”来比当今的皇帝，“顺治爷”就是出天花驾崩的，如何好比？　　当初是否供过痘神，已不可考，不过供奉了“娘娘”，皇帝的天花出了出来，足见已获保佑，所以慈禧太后在十一月十二日，特地又将“娘娘”从大光明殿接到养心殿，预定供奉三天，恭送出宫。“娘娘”启驾，要用轿马，内务府弄了九副纸扎的龙船，陈设在乾清宫。在这三天之中，宫内“一片喜气”，只见到处都是红地毯、红对联。　　“圣天子百神呵护”，所以还有许多祭仪，照太监的说法，到处都有日久成精的神怪，到处在保护皇帝，自然须有酬报，上祭以外，内务府特地行文礼部，请奏请将诸天众圣，普加封号。礼部接到咨文，颇为为难，因为供例无据，事涉怪诞，但亦不便公然驳复，只有搁着不办，好在还不是出于慈禧太后的本意，搁置也就搁置了。　　到了十一月十五那天，是送圣的日子，诸王贝勒，皆有执事，一早进宫，先到内奏事处看脉案及“起居单”，李德立前一天上午的诊断是：“前数日痂结外剥腐烂，故用温补峻剂，令化险为平；痂疤渐红，征候大佳。惟气血不充，心肾交亏。” 　　下午的诊断是：“除毒未清，两脉浮大，此系感凉停食之症。憎寒发热，胸堵气促，务须即解为安。” 　　虽有外感，天花的症状还算是正常的。于是诸王贝勒，先赶到景山寿皇殿，侍候两宫太后行礼，递了如意。然后又赶到大清门外去“送娘娘”。　　※　※　※ 　　慈禧太后特别礼遇“痘神娘娘”，用皇太后的全副仪驾鼓乐前导，引着九条纸扎龙船，以及无数纸扎的金银玉帛，送到大清门外，那里已预先搭好一座土坛，“龙船”送上坛去，由惇王领头行了礼，然后举火焚烧，一霎时烈焰飞腾，纸灰四散，样子很象“祖送”。　　“祖送”是大丧的仪节之一，是满俗的旧俗，称为“小丢纸”、“大丢纸”。当皇帝初崩，百官哭临，首先就是焚烧大行皇帝御用的袍褂靴帽，器用珍玩，称为“小丢纸”；到了“金匮”出宫，奉安陵寝时，仪仗中有无数龙亭，分载大行皇帝生前御用的衣物，等奉安以后，一火焚净，称为“大丢纸”。送娘娘焚烧龙船的景象，与大小丢纸，正相仿佛，因此无不窃窃私议，认为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到此只剩下三天，就过了十八天最危险的时期，上上下下都松了口气，因为最后这三天结疤落屑，实亦等于脱险了。　　奇怪的是十六那天，内奏事处既无脉案、药方，亦无起居单，而且奏事太监孟忠吉口传谕旨：“不用请安！”照这样看，竟是喜占勿药。但李德立却照常进宫请脉，然则没有脉案、药方，莫非有不便示人之处？　　他人不在意，翁同龢人最细心，看出其中大有蹊跷，颇想仔细打听一番，略想一想，觉得有两个人好找，一个是新补了内务府大臣的荣禄。从慈禧太后代阅章政、裁决大政的诏旨下达，便奉懿旨：“多在内廷照料”，是新兴的大红人之一，翁同龢跟他很谈得来，如果找到了他，养心殿是何光景，一定可以明了。无奈他奔走于长春宫、养心殿之间，一时碰不着面。　　那就只有找李鸿藻了。翁同龢还特地找个因由，翻了翻很僻的医书，抄了些痘后调养的方子，带到李家，预备请李鸿藻得便口奏。　　一见面便看出他的神色有异，眉字间积郁不开，不断咬着嘴唇，倒象那里有痛楚，竭力熬忍似的。　　等翁同龢说明来意，李鸿藻接过方子，略看一看，沉吟不语，这是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这些方子的态度，翁同龢倒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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