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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〇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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