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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〇


  “今儿个有件事,得跟六爷请示。”他说,“皇上忽然下了那么一道旨意,内务府都抓瞎了!到底该怎么办。总得六爷有句话,大家才好跟着走。”

  恭王早知他的来意,也早有准备。他跟沈桂芬已经仔细研究过那道上谕,“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这几句话中,安着一个伏笔,言外之意,如果库款富裕,则必当动用部储之款,换句话说,就是以报效捐修为名,将来一副千斤重担,仍要卸在当政者头上。所以由眼前开始,就要远远躲开,教他们沾惹不上,到了内务府计穷力竭的时候,自然罢手。虽然半途而废,必须虚掷几十万银子,但通扯计算,也还是值得的。

  因此,恭王这时装得很起劲地答道:“你们不用问我。朱谕写得明明白白,你们好好儿去干吧!我这一向手头紧,先捐两万,等十月里,几个庄子上缴了租息来,我还捐。能够靠大家报效,把园子修了起来,何乐不为?太好了,太好了!”

  听得这话,明善倒抽一口冷气,恭王的态度很明白,私人报效可以,公事上不必谈。看样子要想架弄到户部堂官头上,还得大费一番周折。

  话不投机,无须多说,明善答应一声:“是!”又泛泛地敷衍了几句,败兴而归。

  还有败兴的事,报效捐献的,寥寥无几,而且有御史上疏奏谏。陕西道御史沈淮,他那个奏折十分简略:“窃思圆明园为我朝办公之所,原应及时修葺,以壮观瞻,惟目前西事未靖,南北旱潦时闻,似不宜加之兴作;皇上躬行节俭,必不为此不亟之务,为愚民无知,纷纷传说,诚恐有累圣德,为此披沥直陈,不胜冒昧惶悚之至。”

  皇帝看了,拍案大怒。听从小李的建议,决定来个“下马威”,好教后继者畏惮却步。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首先就向恭王问到沈淮的出身经历。

  恭王跟沈淮很熟,因为他原是军机章京。军机章京都有本职,那怕升到三品的“大九卿”,照旧可在军机上当差,唯一的例外是考取了御史必须出军机,这也是尊重言官,不敢屈以笔札之役的一种表示。

  于是恭王奏报了沈淮的履历,他的号叫东川,宁波人,道光二十九年的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取军机章京,在咸丰十年入值。

  说到这里,恭王急转直下地加了一句:“这沈淮是个忠臣。”

  就这一句,戛然而止,听来格外令人注意,皇帝随即问道:“何以见得?”

  “那年先帝秋狩热河,他因为不及扈从,感于君辱臣死之义,投井自尽,等救了起来,死志依然很坚决,他家里的人,昼夜看守,直到得了先帝安抵热河的消息,沈淮才进饮食。”

  皇帝听得这话愣住了,心里不辨爱憎,只觉得异常尴尬没趣。同时也相当困惑,何以巧得如此?偏偏第一个上奏的,就是这么一个奈何他不得的“忠臣”!莫非是有意安排,教他来“打头阵”!

  一时心里极乱,自觉手足无措,定一定神才想到一句话:“教他明天‘递牌子’,我有话问他。”

  “是!”恭王对沈淮谏停园工的事,已有所闻,所以要问的话,自然不脱园工,只是皇帝的意思如何,不能不探问明白,所以接下来又说:“祖宗的家法,不轻于召见言官,有事都是降旨,着其‘明白回奏’。皇上召见沈淮,是何垂谕?似乎宜于事先宣示。”

  “那你就看吧!”皇帝把手边的沈淮一奏,交了下来。等恭王大声念过一遍,让其他三个军机大臣都听明白了,皇帝才愤愤地又说:“那里有什么‘愚民无知,纷纷传说’?我倒要问问他,百姓是怎么说我?”

  听皇帝的语气还缓和,恭王知道自己表扬沈淮忠臣这一计见效了。于是退值以后,立刻找了沈淮的同年,还在入值的军机章京江人镜来,请他去传谕召见,同时教沈淮放心,不会有什么处分。

  见着沈淮,转达了恭王的话。江人镜自己有一番同年好友的私话,说恭王和部院大臣都有默契,皇帝正在兴头上,不便浇以冷水,等事情冷一冷,再来设法打消。既然园工一定会停,自以静默为宜。

  “是的。”沈淮答道,“我亦不过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言而已!”

  “说过了,就不必再说了。东川,”江人镜很恳切地说,“皇上很有孝心的,听说你有身殉先帝的那番往事,一定不会难为你。不过,明天召见,难免有所训斥,你不必跟皇上争辩,最好学吴中大老秘传的心法,多碰头,少说话!”

  “是,是!”沈淮连声答应,心里却另有打算,还要剀切陈词,希望感格天心,能够即时下诏停止园工。

  话虽如此,无奈他一向短于口才,第二天单独召见,咫尺天颜,大声呵责,又难免惶恐,这一下满肚子的话,就越难于说出口,只是不断重复着说:“兴作非时,诚恐有累圣德!”

  皇帝用“大孝养志”的话,将沈淮训斥了一顿,果然收起了“下马威”。同时沈淮的奏折既不能留中,亦不能说他不对,所以为了敷衍清议,还不得不有所让步。

  皇帝的让步,就是重新自申约束,承认沈淮言之有理,表明“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岂肯再兴土木之工以滋繁费?”只是为了“圣慈颐养”,不得不然,最后自道“物力艰难,事宜从俭”,所以选择安佑宫等处非修不可的地方,“略加修葺,不得过于华靡。其余概毋庸兴修,以昭节省。”

  这道上谕是恭王承旨,转知军机章京所拟,原稿自我谴责的意味很重,皇帝已改动了很多,但就是这样措词,他已觉得非常委屈。而朝士中有人由“不得过于华靡”这句话中,生出警惕,认为园工一开始就会停不下来,要趁此机会,设法打消,同时听说下一年“太岁冲犯”,凡是南北向的房屋,都不宜开工,所以只要能设法拖过年,那么明年不能开工,修园一事就不停而自停了。

  于是沈淮的同僚,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再接再厉上了一道奏折。谏劝要有理由,煌煌上谕,既以尽孝作题目,又一再以节省为言,似乎很难驳倒,游百川焦虑苦思,才找到一条立言之道,是在洋人身上做文章。

  他是以皇帝的安全着眼,认为深居九重,宿卫周密,安全莫过于皇宫,至于圆明园的门禁,决不能如内城那样严密,而“近年西山一带,时有外国人游聘其间,万一因我皇上驻跸所在,亦生瞻就之心,于圆明园附近处所,修盖庐舍,听之不可,阻之不能,体制既非所宜,防闲亦恐未备,以臣愚悃,不无过虑。”

  这道奏折一上,皇帝把从沈淮身上所生的闷气,一股脑儿加在游百川头上。只是经一事,长一智,有了沈淮的前车之鉴,他不肯操切从事,先把小李找了来,打听游百川的出身。

  小李别无所知,只知道:“这游御史是杜师傅的同乡。”

  “杜师傅?”皇帝把上书房的师傅一个个数过来,诧异地问:“那个杜师傅?”

  “先帝爷的师傅。”

  “喔,你是说杜受田杜师傅。那有什么相干?”皇帝加重了语气说:“我还是要革他的职!”

  听得这话,小李暗暗称快,但也有些担心。这年把伺候皇帝看奏折,他也颇懂政事了,知道革言官的职,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或者会引起轩然大波。

  “革职归革职,动工归动工。”皇帝的意思是将生米煮成熟饭,迫得大家不能不迁就事实,所以又问:“内务府预备那一天开工?”

  “选的日子是十月十五日……”

  “不行!”皇帝打断他的话说,“你赶快去问,明天能不能开工,时候越早越好。”

  内务府当然照办。好在开工动工,不比上梁,非慎重选择大吉大利的日子时辰不可,拿皇历来看了看,选定第二天——十月初八,深秋“寅卯不通光”的卯时开工。同时不待奏定,立即召集执事官员、工匠伕役出城,连夜筹划,到了晨光熹微的卯初时分,动手清理地面,出运渣土,这就算开工了。

  于是皇帝召见恭醇两王和游百川。召见醇王是因为他也有一通密奏,谏停园工,皇帝故意叫他来听听,也是杀鸡儆猴的手法。

  三人一起进养心殿,召见却不是同时,恭王和醇王先见皇帝,然后太监传谕,引领游百川上殿,行过了礼,跪着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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