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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 ※ ※

  于是曾国藩派了一名戈什哈,去送程仪,两名司官每人一百两,这在“曾中堂”,出手已经算很阔的了。送郑敦谨的是二百两,附了一封曾国藩亲笔写的信,说这笔程仪,是致送同年,不是馈赠钦差,同时表明,绝非公款,是从他个人的薪给中分出来的,请郑敦谨无论如何不可推却,否则就是不念交情。

  郑敦谨还是“不念交情”,断然谢绝。到了二月初六,携带随从,上船回京,一路闷闷不乐,每每终宵长吁短叹。这样到了清江浦,便得起旱换车北上,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把他接到衙门里去住,留他盘桓数日,郑敦谨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

  不久,从江宁来的消息,郑敦谨和曾国藩会衔的奏折,已奉上谕批准,马新贻“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而张文祥也就在上谕到达的第二天伏法,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曾国藩亲临监视。两江总督亲莅刑场,监视正法,是从未有过的事,因而引起许多揣测,说倘非如此,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变故,唯有曾国藩亲临坐镇,才得安然无事。

  郑敦谨又听到消息,说马家的报复甚酷,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扎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张文祥始终不曾出声。

  于是郑敦谨以一种奇怪的、豁达的声音对张兆栋说:“我的责任已了!该回去了。”

  “春寒料峭,起旱苦得很,何不再玩些日子?”张兆栋说,“反正案子已了,回京复命就晚些也不要紧。”

  “我不回京。”郑敦谨摇摇头说,“我回家。”

  张兆栋愕然,想了一下说道:“想来老前辈出京时就已请了假,顺道回籍扫墓?”

  “‘田园将芜胡不归’!”郑敦谨朗声念了这一句,又黯然摇头:“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

  张兆栋大为诧异:“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早归早好。”郑敦谨说:“涤相是抽身不得,以致于不能克保全名。象我,驽马恋栈,只恐真如涤相所说的,‘名既裂矣,身败在即!’归去,归去!岳麓山下,白头弟兄,负暄闲话,强似千里奔波来审无头命案!”

  这一说张兆栋才知是为马新贻一案,受了委屈,先还当他是发发牢骚,解劝了一番,也就丢开了。谁知第二天一早,郑敦谨亲自来跟张兆栋要求,派一名专差为他递告病的奏折,同时请张兆栋替他雇一只官船到长沙,竟真个要辞官回里了。“老前辈何必?”张兆栋说,“就要告病,等回京复了命再奏请开缺,也还不迟。”

  “那就辞不成功了。”郑敦谨说,“士各有志,老兄成全了我吧!”

  说到这话,张兆栋不便再劝,当天就派了专差,为他递折,接着又传淮安府首县的山阳知县办差,派了一只大号官船,床帐衾褥,动用器具,一律新置,作为对这位刑部尚书的敬意。

  那两名司官,自然也要苦劝,而郑敦谨执意不听。问他辞官的原因,他答了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说唯有辞了官,才能消除对马新贻和他的家属,以及孙衣言、袁保庆等人的疚歉之感。

  “此案外界闲言闲语很多。大人这样子一办,见得朝廷屈法,恐怕上头会不高兴。”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郑敦谨说,“只怕不高兴的不是朝廷,是我们湖南同乡。然而我也顾不得了!屈法是无奈之事。若以为屈法是顾全大局,以此自宽自解,恬然窃位,岂不愧对职守?”

  说到这话,那两名司官心里也很难过。原来是打算着办这件名案可以出一出风头,就象总理衙门的章京陈钦办天津教案那样,虽然费心费力,到底名利双收。谁知年前冲寒冒雪,吃尽辛苦到江宁,落得这么个窝囊的结果,除了曾国藩的一百两程仪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于是吃了一顿张兆栋特备的,索然寡味的离筵,水陆异途,各奔前程。郑敦谨趁一帆东风,过洞庭湖回长沙,两名司官走旱路回京复命。一到部就为同事包围,都要知道郑尚书辞官的真相。

  最后连恭王也知道了,特地传谕,叫那两名司官到军机处去见他,询向郑敦谨倦勤的原因,那两名司官不敢隐瞒,照实答复。于是恭王也就据实陈奏两宫太后,因为两宫太后也觉得事出突然,颇为怀疑,曾经一再问起,恭王不能不奏。

  “我说呢,郑敦谨年纪虽大,精神一向很好,怎么一下子就告了病。原来其中还有这么多隐情!”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他就是告病,也该回京复了命再说,就这么擅自回籍,也太说不过去了。”

  听她的语意不满,恭王怕惹出“交部议处”的话来,会引起各方的揣测,又生是非,因而赶紧为郑敦谨进言:“这一案,郑敦谨劳而无功,不免觉得委屈。臣等叫人写信劝他销假,请两位皇太后,暂时不必追究了。”

  既然恭王为他乞情,慈禧太后也就算了,“最好让他销假。”她说,“不然,面子上不好看。”

  这话就算说得很重了,恭王不敢再多说什么,只答应一声:“是!”

  “倭仁的病,怎么样了?”慈安太后问。

  “不行了!”恭王微微摇头,“不过拖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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