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127)_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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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这是一笔把与倭仁同被召见的大臣，都参在里面。但方鼎锐写是写了，建议等明日内阁会议以后再决定用不用？如果倭仁的态度改变，不为已甚，这个折子也就算了。　　醇王同意了他的办法，因此这一天仅仅上了救恭王的折子。慈禧太后要跟慈安太后商量这件事，有恭王的女儿大格格在身边，说话不便，便借故把她遣了开去。　　“唉！”慈安太后微喟着，“这孩子懂事，知道她‘阿玛’惹了麻烦。这两天，她那双眼睛里的神气，叫人看着心疼。” 　　“我倒看不出来。”慈禧太后很平静地说，“你的话不错，这孩子最懂事，什么叫公，什么叫私，分得清清楚楚，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她‘阿玛’的事。” 　　慈安太后默然。从罢黜恭王以来，她的情绪一直不大好，老怕这件事闹得不能收场。说起来总是一家人，只有在养心殿召见，才有君臣之分，养心殿以外叙家人之礼，如果太决裂了，见面不免尴尬。现在听慈禧太后的口风依然甚紧，心里不以为然，但不知如何劝她？就只好不作声了。　　“老七上了一个折子。”慈禧太后告诉她说，“还有王拯的折子，御史孙翼谋的折子，都替老六讲话，他的势力可真不小。” 　　语气中大有讥刺之意，慈安太后心里很不舒服，“我看不必太顶真了。”她皱着眉说。　　“这会儿不顶真也不行了。”慈禧太后答道：“既然叫大家公议，只有等他们议了上来再说。把这三个折子也发了下去，一并交议，你看呢？” 　　“嗯！这么办最好。” 　　“姐姐！”慈禧太后忽然脸色很凝重了，“其实我也不愿意这么办！大家和和气气的倒不好，何苦绷着脸说话？这就是俗语说的：‘做此官，行此礼。’谁叫咱们坐在那个位子上呢？现在不好好儿办一办，将来皇帝亲政，眼看他受欺侮，那时候想帮他说话也帮不上了。与其将来后悔，倒不如现在多操一点儿的心好。” 　　这是深谋远虑的打算，想想也有道理。慈安太后在心里盘算了好一会，认为她一个人总不能独断独行，万一处置过分，临时阻拦也还来得及，所以微微颔首，并无别话。　　等把三个折子发了下去，值班的军机章京知道关系重大，先录了“折底”，然后把原件咨送内阁。这三个“折底”送到文祥那里，他连夜奔走了一番。同样地，倭仁也作了准备。彼此都知道对方有部署，却打听不出真相，那就只好在内阁会议中，各显神通了。　　第二天恰逢会试第三场进场，那些翰林、御史都要为自己的或者同乡亲友的子弟去送考，所以内阁会议改在午后。等人到齐，公推倭仁主持。他未曾开口，先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来，扬一扬说：“今天的会议，承接初七一会而来。那天的会议，众议纷纭，漫无边际，所以我特意先拟了一个复奏的稿子，在座各位，如果以为可用，那就定议了。”说着，便要念他的奏稿。　　“慢来，慢来！”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站起来说：“请教中堂，今天上头又有三个折子交议，总要先议过了，再谈复奏的稿子。” 　　“我看，那三个折子，可以置而不议。” 　　倭仁的声音很大，但是毫无反应，一堂默然，这比有反应，还要有力量。倭仁气馁了，把他的那个奏稿，慢慢地折了起来。　　这时才有人说话，是文祥：“我看先把醇王、王少鹤、孙鹏九的那三个折子，念来给大家听听吧。” 　　于是先念醇王的折子。次念王少鹤——王拯的折子，他是广西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多年，官已升到通政使，成为“大九卿”之一。按常例来说，只要勤慎当差，很可能步焦祐瀛、曹毓瑛的后尘，“飞上枝头作凤凰”，由军机章京一跃而为军机大臣，但以体弱多病，又沾上极深的嗜好，懒得不想动，所以不为恭王所喜。他又参过薛焕，因而得了贬官出军机的处分。蔡寿祺第一个奏折中，有意拉上他，引以为援，王拯的书生味道极重，反认为这一来非以德报怨，仗义为恭王执言不可。他抽足了鸦片，常多奇想，在这个折子中便保举倭仁和曾国藩“可胜议政之任”，大家听了，都笑笑不响。　　再下来念孙鹏九——孙翼谋的那个奏折，语气粘滞不畅，但也有好文章，就是恭王曾念给醇王听的那一段。在内廷当差，比较熟悉宫闱情形的，都觉得女主当朝，确已有前明阉人窃政的模样，所以对孙翼谋这个防微杜渐的远见，都在暗暗点头。　　“现在请各抒伟见吧！”文祥等念完三个奏折，这样安详地说。　　于是议论纷起。舒怪的是发言的人，不是默默无闻之辈，就是过去红过，现在已在“局外”的那些冷衙闲曹，有趣的是有一种正面的意见，立刻便有一种反面的驳斥，然后又有正面的回护，反面的责难，一来一往，象拉锯似的，好久没有定论。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肃亲王华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请大家听听。” 　　这个奏稿的措词，首先就从侧面为恭王开脱，说他“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盈廷所共见”，这虽未公然指陈国事非恭王不可，但论其本心无他，则蔡寿祺所指的四款罪名，便轻轻地卸掉了。然后，支持醇王的意见，诚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接着说王拯、孙翼谋的奏折，“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这一笔的渲染，见得复用恭王，为廷臣的公议。但是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词宛转，而且简洁异常，全文不足三百字。而“实非臣下所敢妄拟”这句话，又实在是请求两宫太后，复用恭王领军机。因为唯有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宰辅之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国藩可当“议政大臣之任”，为大家所窃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理变成无理，民心清议，归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实有关系”。　　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李棠阶、曹毓瑛，当面把所有的奏折发了下来，同时反复解释，说这一次对恭王的责备，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经此一番鞭策，收敛改过，上头的苦心，廷臣应该体谅。如果说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折子交议，尽可留中不发。　　“现在大家都说，恭王虽然咎由自取，到底也还可以用，这跟我们姊妹的想法一样。”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声音宣示：“恭王仍旧在内廷行走，仍旧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三枢臣屏息听着，以为慈禧太后还有后命，但她未再作声。事情就是这样了！于是文祥才应声：“是。” 　　“写旨来看吧！” 　　曹毓瑛早就准备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颂两宫之圣，赞恭王之功，那是假设恭王蒙“加恩赏还一切差使”，雷轰电掣，九天风雨之后，大地清明，日丽风和的境界。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阶另行回奏其他政务的片刻，他退出养心殿。本想自己动笔，另外拟个旨稿，但意兴阑珊，思路窘涩，只好去找借南书房待命的军机章京执笔。　　南书房密迩养心殿，文学侍从之臣，集中于此，向来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这一天特别热闹，在内廷当差的都借故来探听恭王的消息，一见曹毓瑛出现，都要听他说些什么。而他什么也不肯说，只向军机章京方鼎锐招招手，把他喊到一边，密密述旨，然后自己写了一通短简，封固严密，派人专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发上谕已送内阁，这一下消息很快地传布了开去。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觉得诧异，不想恭王复用的结果是如此！而“内廷行走”，实在又算不上是一个差使，真正的差使只是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已。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皇恩浩荡，照例该到恭王府去道贺。恭王心情恶劣，几乎一概挡驾，依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在鉴园见着他。　　这极少数的人，包括了他的一兄一弟。惇王这天显得很象个做哥哥的样子，安慰他说：“老六！你别难过，一步一步来。军机上少不了你，过些日子上头就知道了。” 　　“我难过什么？”恭王故作豁达，“总算还教我管洋务。未到‘不才明主弃’那个地步。” 　　醇王则是对倭仁深表不满，尤其因为倭仁在内阁会议中，居然倡言醇王的奏折，可以不议，觉得形同藐视，有伤自尊。便告诉曹毓瑛，说方鼎锐替他拟了一个参劾倭仁未将朱谕明白宣示的奏稿，决意递了上去。　　文祥一向周密而持重，眼前他又代替恭王成了军机的领袖，责任特重，更需力求稳定，所以对于那些爱耍大爷脾气的王公，有些喜欢鼓动风潮的言官，多方疏导，希望把局面冷下来。同时他也跟恭王作了好几次面对面的促膝密谈，在整个政潮中，他虽是局中人之一，却能站在局外冷眼旁观。他为恭王指出，有些人的目标是在曾国藩，幸而不曾牵连，无碍军务，为不幸中的大幸。　　其次，薛焕、刘蓉一案还未了，倭仁另有一折请旨，所谓“行贿夤缘”一节应否查办？慈禧太后已面谕军机，命薛焕、刘蓉明白回奏。颇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如果处理不善，引出意外风波，会兴大狱，那就大糟而特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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