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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于是在传早膳时,他亲自盛了一碗莲子粥,捧到慈禧太后面前,轻声说道:“主子也犯不着为他生气。只看着好了,三年前不有个样子摆着吗?”

  “三年前?”慈禧太后看着他问。

  “是!”安德海声音很轻,但相当清晰:“三年前,在热河。”

  这是非常明白了!慈禧太后把双金镶牙筷放了下来,剔着牙细细在想,想当初制裁肃顺的经过。将及三年半的时间,想到肃顺便会冒火的情形,早就消失了,此刻就象想别人的事那样,极冷静,也看得极清楚,当初那种动辄冲突,公然不满的态度,实在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天谴肃顺,叫他骄狂自大,从未认真想过她与恭王联结在一起所能发生的作用,只怕真有不测之祸。

  于是她懂得自己该怎么做了。依然扶起筷子,等从从容容把一碗莲子粥吃完,脸色不但变得和缓,而且看上去显得很愉悦似的。

  “你到东边去看看!”她向安德海说,“就说我说的,要是今儿精神不好,就不必到养心殿来了。好在今天也没有要紧事。”

  果然没有什么要紧事。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恭王和军机大臣,倒是把慈安太后娘家的丧事谈了半天,说起后父封为“三等承恩公”的由来。恭王回明了这个典故:后父封为“承恩公”是雍正年间的事,到了高宗晚年,把这个例封的公爵,定为“三等”,理由是不劳而获的“承恩公”,与栉风沐雨,出生入死,在军功上得来的公爵,不可同日而语。

  在说这个典故的同时,恭王附带提到了本朝对于外戚宦官之祸,特加警惕,以及高宗多方裁抑后族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然说得隐隐约约,不露痕迹,但慈禧太后听入耳中,自然恼在心头,只不过表面一丝不露。不但不露,还显得比平时亲切,絮絮地问起老五太爷的病情,也问起皇帝在书房的功课,甚至还问起各人家中过年的情形和用度。

  恭王只当她想要有所赏赐,赶紧拦阻,却不明言,只说财政困难。找到个谈及军务的机会,提高了声音说:“目前新疆甘肃两处,只要粮饷不断,军务一定会有起色。甘肃的协饷,山西负担最重,‘解池’的盐课四十几万,扫数拨归庆阳粮台,另外还有各省的协饷。各省的协饷,亦不尽是甘肃一处,新疆南北两路,乱势猖獗,派兵出关,也要各省筹拨。”

  他不自觉地微喟着,“嗳!真是难得很。”

  他说难,是筹饷的困难,慈禧太后却故意装作不解,当他是说难以调兵,于是问道:“不是已有定议了吗,派鲍超的‘霆字营’出关?”

  “是。”恭王答道,“鲍超所部,原有八千多人,另调川兵四千,再招募步勇、马队,总得要两万人。这笔粮饷,每月就是十几万。臣想由各省自行认定数目,按月如数拨解。”

  他根本未说“请旨办理”的话,慈禧太后也就不置可否,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还有定陵的工程,盛京太庙和福陵的工程,处处要钱!

  各省也很为难,唯有精打细算,能省一文就省一文。”

  又说到慈禧太后不爱听的话了!不过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她觉得不爱听便不作声,不是一个好办法,至少应该问问各省的情形,谁好谁坏,心里也有个数。

  因此她说:“各省督抚,官声不一,到底实心办事的有那几个?”

  这话大有出入,恭王想了想才回答:“最得力的自然是山西。”

  “嗯!听说沈桂芬清廉得很。不过,”慈禧太后说,“这也是山西地方好,没有遭什么兵灾,当然应该多出点儿力。还有呢?”

  是问还有什么好督抚,恭王却突然想起了两广总督毛鸿宾和广东巡抚郭嵩焘,心里仍不免生气。毛鸿宾和郭嵩焘,曾捐俸助饷,同时声明,不敢接受任何奖励,事情做得很漂亮,话说得更漂亮,所以恭王与军机大臣商量的结果,依旧“交部从优议叙”,另外前任学政王某捐的银子,则移奖其子弟,以为激劝。

  那知上谕一下,毛鸿宾和郭嵩焘奏请仿照王某的例子,所得的“优叙”也移奖其子弟。这一下,不但显得他们以前的漂亮话,言不由衷,而且是变相的为其子弟捐官。恭王一时发了大爷脾气,拍桌大骂:“谁希罕他们那几个臭钱,还了给他们!”当然,不光是“发还”,毛郭二人以“所见甚为卑陋”和“不知大体”的理由,“交部议处”。

  吏部已经议定,尚未奏报,恭王忽然想起,特为在这时先作面奏。

  吏部拟的处分是,照“不应重私罪例,降三级调用,无庸查级纪议抵”。这就是说平时有“加级”和“纪录”的奖励,可以抵销而不准抵销。

  等恭王陈奏了这个拟议,慈禧太后心想,降三级调用,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便都要开缺,也许恭王夹袋中有人在图谋这两个肥缺,所以借故排挤。偏要教他不能如愿!

  于是她说:“郭嵩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虽跟肃顺有往来,可不是肃顺一党,前两年在两淮整顿盐务,很有点儿劳绩,在广东跟英国人打交道,也亏他肯争。”

  说到这里,她看着恭王没有再说下去。这不赞成如此处分郭嵩焘的态度,是很显然的。恭王原也很欣赏郭嵩焘是个洋务人才,所以退让一步,应声:“是!”

  “毛鸿宾这个人怎么样呢?”

  “这个人,才具不怎么样。”恭王答道:“听说他在广东,官声也不好。”

  “他是什么出身?”

  “道光十八年的翰林。”

  “那不是宝鋆的同年吗?”慈禧太后打断了他的话,直接向宝鋆垂询,“你这个同年,居官如何?”

  宝鋆不能不出班回奏,毛鸿宾是山东人,凭借湘军大老起家,为人实在不堪当封疆之任,但既为同年,不便说他的坏话,只好这样答道:“臣与毛鸿宾虽是同年,平素不大往来。曾国藩也是道光十八年戊戌正科出身,毛鸿宾跟他拜过把子,常在一起。”

  “跟曾国藩一起的人,大概错不到那儿去。”慈禧太后很容易地否定了恭王的本意,“不过处分当然该有,我看:改为革职留任吧!”

  “革职留任”只须遇到机会,或者国家的庆典,大沛恩纶,或者本人的劳绩,照例议叙,一道上谕便可消除处分,丝毫无恙。倘是降三级调用,从一品的总督,外用则降为掌理一省司法的臬司,内调则为“三品京堂”,也只有通政使,大理寺正卿这少数几个缺好补,那时再要爬到原来的位子,可就得要大费气力,所以轻重出入之间,关系甚大。但有“革职”的字样,也算“严谴”,恭王没有理由坚持非降调不可,只好遵旨办理。

  退朝以后,慈禧太后回想经过,十分得意。同时也有了极深的领悟,话要说在前面,才不致受制于人,以太后的地位,就算稍微过份些,臣下也一定勉强依从,如果有人反对,一定要在他们把反对的话说出口以前,便设法消弭。这个方法就是象这天利用宝鋆那样,以甲制乙,以乙制丙。每个人都有爱憎好恶,可以用他人所憎攻自己所恶,也可以用他人所爱成自己所好,只在自己细心体察,善为运用,一定可以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此刻她才真正了解了“政柄操之自上”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政柄”?就是进退刑赏的大权。钱,诚然在别人手里,不容易要得到,但只要用人的权在自己手里就行了!要用自己没有主张,唯命是听的人,那一来要什么有什么,岂仅止于钱而已?

  如果恭王不听话,就让他退出军机,找肯听话的人来。他决不会比肃顺更难对付。她这样在想。

  【十三】

  德禄的约会,安德海不曾忘记,但一则是真抽不出空,二则也要摆摆架子,所以那天说定以后,结果让德禄白等了一晚上。第二次再有机会遇到他,已是腊月十几的事了。

  “我的安二大爷,你冤得我好苦!今儿个让我逮住,可不放你了!”

  德禄当时拉住他,就要找地方去细谈。安德海奉了懿旨到内务府来办事,那有功夫跟他纠缠?说好说歹,赌神罚咒,一准这天夜里赴约,德禄才肯放手。

  这一次他未再爽约,倒不是想补救信用,是看德禄如此认真,可见得他所说的“弄几两银子过年”的话,不是胡扯。而且,看样子要弄这几两银子,还非自己出面不可。看钱的份上,且走这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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