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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慈禧太后马上就明白了,偏偏慈安太后懵懂,张口就问:“这是什么道理啊?”

  话还未说完,慈禧太后悄悄扯了她一下,这是示意她不要多问,但话已出口,来不及了。

  恭王不即回奏,停得一息才从容答道:“两位太后圣明,总求多多管教皇上。”

  这话在慈禧太后听来,大有把皇帝不肯用功读书的过失,推到自己头上的意味,所以立刻“回敬”了过去:“你分属尊亲,皇帝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我们俩看不见,你也可以说他。而况你原来就有‘稽察弘德殿’的差使。”

  “是!”恭王答了这一声,却又表白:“臣奉旨‘稽察弘德殿’,不是常川照料的人。而且事情也多,难免稽察不周,加以惠亲王多病,奉旨不须经常入直,所以,臣请两位太后传旨惇亲王,让他多管点儿事。此外,总还要请两位太后,格外操心。”

  说了半天,依旧把责任都架到别人头上,慈禧太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慈安太后对于他们暗中针锋相对的争辩,似乎丝毫不曾看出——这使得慈禧太后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应该在她面前下一番功夫,让她知道恭王的不对,将来遇到要紧关头,才可以取得她的助力。

  等养心殿听政事完,两宫太后照例在漱芳斋传膳休息。七月底的天气,晚膳过后,将次黄昏,正是一天最好的时候。皇帝带着小太监到御花园掏蟋蟀去了,但有十一岁的大公主——恭王的大格格和十岁的公主,两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儿,承欢膝下。慈禧太后总在这时候看奏折,不相干的便径自掐指痕作了处理,有出入的顺便告诉慈安太后一声,遇到特别重要的,就要把奏折念给她听,彼此作个商量。

  这天因为有心要跟慈安太后打交道,所以事无巨细,一概商量着办。偏偏的奏折也多,第一件是本年正逢甲子年,刑部请停秋审勾决,慈安太后一听案由便说:“这是好事嘛!”

  “当然是好事!今天李棠阶不是讲汉文帝,一即了位,就下旨减轻刑罚吗?咱们学他吧!”

  慈安太后没有听出她话中讽刺的意味,只不断点头,于是慈禧太后伸出纤纤一指,用极长的指甲,在原折上刻了一道掐痕,那是表示“应如所请”。

  第二件是恭亲王的折子,请重定朝会的班次。他以“议政王”的身分,一直居于王公大臣的首位,现在自请列班在惇亲王之次。

  “六爷这是什么意思啊?”慈安太后诧异地问。

  “这也没有什么!”慈禧太后故意淡淡地说,“本来就该按着长幼的次序来嘛。”

  “不过。”慈安太后沉吟着,她心中有一番意思,总觉得恭王应该与众不同,但拙于口才,这番意思竟无法表达。

  “准了他吧!”

  “看看,看看!”慈安太后想了想说,“我看交议的好。”

  “不然。”慈禧太后摇着头,“本来是件小事,一交议变成小题大作,倒象是他们手足不和,明争暗斗似的。多不合适啊!”

  “啊,啊!”慈安太后马上变了主意:“你这话不错。”

  说服了这位老实的“姐姐”,慈禧太后感到小小的报复的快意。这几年她已深切了解,做官的人,对国计民生,或者不甚措意,但于权贵的荣辱得失,十分敏感。恭王的“圣眷”,一直甚隆,凡有恩典,他自然亦总以“谦抑为怀”,辞亲王世袭,袭亲王双俸,不管到最后的结果如何,一开始总是“优诏褒答”。所以这个朝会班次自请退居惇王之后的奏折,如果依然给他面子,至少应该“交议”,暗示出不以为“五爷”的地位应在“六爷”以上的意思。而现在一请就准,少不得会有人猜疑,恭王的圣眷不如从前了!

  让他们这样猜去!慈禧太后嘴角挂着微笑。捡起第三件折子,那是曾国藩所上,接到锡封侯爵的恩旨,专折奏谢,同时陈明在伪天王府所获“玉玺”两方、“金印”一方,已经另行咨送军机处。

  她把这个折子念完,不屑地冷笑一声,作了一个阅过的记号,随手放在一旁,是预备交到军机处去处理的,但慈安太后却有话要说。

  “这可有点儿奇怪。”她说,“曾国藩上一次奏报,说那个‘天王府’里,什么也没有,另外一个折子上又说,李秀成身上带着许多金子,这不就是在说‘天王府’一无所有,是全让他们那些个‘王’,自己带走了吗?”

  “对了,那意思是烧掉的烧掉了,带走的带走了!”

  “不对!”慈安太后摇着头说,“玉玺金印,是多要紧的东西,又不累赘,为什么倒不带走呢?”

  慈禧太后笑了,“姐姐,”她说,“连你这么忠厚的人,都把曾家兄弟——不,曾国荃的毛病看出来了!无怪乎外面有话,说湘军都在骂曾国荃。说句老实话吧,长毛的玉玺、金印,他是怕砍脑袋,不敢拿回湘乡,不然,连这两方玉,一把金子也不会给留下。”

  慈安太后觉得她的持论太苛。但不便再为曾国荃辩护。因为他的封爵,原是她的主张,替别人辩护似乎是为自己辩护,那是用不着的,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还有,洪家的那个小孩子,到底怎么样了呢?”慈禧太后忧虑地说:“非得要把下落找出来不可!不然,总是个祸根!”

  ※ ※ ※

  洪福瑱的行踪,大致是清楚的,由金陵走广德,经皖南走江西,由新城到石城,江西臬司席宝田,穷追不舍。据说洪军残部保护着他们的“幼主”,杂在难民丛中,白天休息,夜里燃香为呼应的记号,摸黑而行,踪迹极其隐秘。

  上谕一再追索,始终没有好消息来。到了九月里,京城里忽有流言,说洪福瑱已为湘军营官苏元春所生擒。席宝田得到消息,派了专差去要人,苏元春不肯交出,直到席宝田自己去要才要了来。

  当时有人为席宝田指出,苏元春难道不知道这是大功一件,为什么有放掉洪福瑱的意思?他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曾氏兄弟的提报中,大张其词,说伪“幼主”已“阀门自焚”,现在又出来一个伪“幼主”,朝廷追究其事,曾氏兄弟必然迁怒,随便找个题目,就可致人于死地。因此劝席宝田不要多事。

  席宝田默不作声,把洪福瑱解到南昌,由巡抚沈葆桢亲自审问。这已是瞒不了的一件大案,等沈葆桢奏报到京,朝廷不知作何处置?那些对曾国藩、曾国荃不满或者心怀妒嫉的京官,都在谈论此事。旗人中的许多武官,尤其起劲。湘军的声名,早成他们痛心疾首的根源,自然是抱着幸灾乐祸之心,期待着曾氏兄弟会获严谴。

  消息证实了。十月初,沈葆桢派专差赍折到京,奏折里没有提到苏元春的名字,说是席宝田部下的游击周家良——据传就是奉席之命到苏元春那里去要人的那个武官,于“石城荒谷中将洪幼逆拿获”。这自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恭王和军机大臣们心里的一块石头可以放下了。

  但是,在表面上,恭王把江西的奏折看得似乎无关紧要似的,这是他故意要冲淡其事,好为曾国藩留下开脱的余地。他的想法没有错,夸大其词的是曾国荃,曾国藩既未亲临前敌,又何从去考察他老弟的话是真是假?只是依体制上来说,要谴责曾国荃,那曾国藩就逃不掉“失察”之咎。投鼠忌器,为了保全曾国藩,不得不便宜他那个老弟,把金陵城破之日,曾国荃和他的部下,忙着劫取财物,致使首逆漏网的大过失,置而不问。

  “曾国荃可以不问,沈葆桢不能不赏。”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样奖励,你们计议过没有?”

  “该奖的人还很多。”恭王答道:“象鲍超,他是曾国藩手下第一名骁将,在江西打得很好,也该封个爵。”

  “封爵?”

  “是,封爵。李臣典都封了子爵,鲍超自然也值。”

  “朝廷的恩典,实在要慎重。”慈禧太后慢条斯理地,是准备发议论的神气,“曾国藩封侯,应该。另外那些伯、子、男,可就太滥了一点儿。你看,那个姓洪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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