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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这段往事,端华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脱口称许:“好!这小子真能从死棋肚子里走出仙着来!你找对人了。”

  载垣却有不以为然的神气,肃顺便问:“怎么样?”又写了一行字:“陈随梓宫到京,事不宜迟,即应设法通信。”

  “不找他行不行?”载垣低声问说。

  “不行!非此人不可。”

  “只怕他们不见得饶得过他。”

  “那是以后的事。”肃顺又写:“子鹅为求自保,更非出力不可。”

  载垣点点头,写着字答复他:“通信之事,我可设法。”在未被捕以前,他一直是“宗令”,这宗人府里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有此把握。

  肃顺一到,就带来了希望,载垣和端华便又死心塌地听他指使摆布了。其时端华有件事要告诉他、安慰他,心里已转了半天的念头,趁这情绪略好的当儿,便用极和缓的语气说道:“老六,你先沉住气,我跟你说点事儿。劈柴胡同,让他们给抄了……”

  话还未完,肃顺猛然跳起身来,气急败坏问道:“什么,抄了?没有定罪先抄家,这是谁的主意?”

  “不知道。”端华已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仍旧能够保持平静的态度,“也还没有旨意,文博川带人就去抄了。不过,他倒还好,手下留情,让两个孩子带了点东西出来,住在我那儿。”

  肃顺意乱如麻,焦忧不堪,在屋里疾步绕行,走不数步,突然停住脚问:“我那个保险箱,不知让他们打开了没有?”

  “你想呢?”

  “完了,完了!”肃顺脸色灰败,不知何时,已取得保险箱的钥匙在手,使劲往窗外一丢,在空庭铿锵的清响中,大声嚷道:“咱们完了!陈子鹤也完了!”

  他看得很准,但他不知道,陈孚恩即使没有给肃顺写过那些暧昧不明的信,禄位亦将不保。詹事府少詹许彭寿,在拿问顾命八大臣的诏旨初下时,便已上了一个折子,奏请察治党援,意中所指,就是陈孚恩。许彭寿除了卑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以外,其间自不免还涉及恩怨。陈孚恩倚附肃顺,曾硬生生挤掉许彭寿的父亲许乃普的吏部尚书,取而代之。其时正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后,当焚园的那一刻,许乃普父子、沈兆霖、潘祖寅等人,还在圆明园值班,闻警仓皇,几乎性命不保。

  而陈孚恩不念同在烽火危城,曾共患难之义,竟忍心利用肃顺的权势,对惊魂未定的许乃普,横施压力,迫令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来给他。这样,不但使许乃普从此失去了拜相的机会,并且也是在那种艰难黯淡的日子里,犹如雪上加霜的一次打击。口虽不言,心情抑郁,为人子的许彭寿,自然要引以为大恨!而尤其使他不服气的是,陈孚恩根本不具备当吏部尚书的资格。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陈孚恩的出身是拔贡。

  翰詹科道原许闻风言事,但当政者如果有意根究其事,可以命令指名回奏,恭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于是许彭寿复奏,痛劾陈孚恩,而钻营肃顺弟兄和载垣的门路的,又不止陈孚恩一个人,吏部侍郎黄宗汉,户部左右侍郎成琦、刘昆,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等,形迹最密,京官朝士啧有烦言,于是也一起列名弹章了。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

  “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且于召对时言‘臣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余之事。’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三、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

  四、肃顺擅坐御座,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

  五、内旨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遵。

  六、肃顺面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至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扬抑,意在挑拨。

  七、肃顺于接奉革职拿问谕旨以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

  八、肃顺扈从梓宫回京,辄敢私带眷属随行。”

  念到这里,恭王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接着又说:“还有载垣等人招权纳贿的情形,我想大家都也知道,涉于琐细,不必在这里列举了。至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五个人,应得何罪?亦请各抒高见,以便秉公定议。不过有一层,我要特别向大家说一说,初九是登极大典的好日子,皇上践祚之初,不宜行诛戳之刑,所以我们要赶紧定议才好。”

  这话已说得很明白了,要行诛戮之刑,而且就在今天要决定,那还议些什么?翰林、御史中颇有人不以恭王的话为然,但要反驳,得先考虑一下后果,这一考虑,一个个便都默不作声了。

  不过许多耿直的人,惊诧不满的,还不止于恭王这种一手把持的态度,而是他所宣布的载垣等人的罪状,谁也不知道那八款大罪,究竟真的出于两宫太后之口,还是恭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反正第一款,也是最重的一款,是“欲加之罪”。

  可以说与议的人没有一个不记得,在大行皇帝弥留之际,曾明发两道上谕,第一道是立当今皇帝为皇太子,另一道派定顾命八大臣,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十个字,那就决非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的“造作名目”了。固然,也有人说这十个字是杜翰写旨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的,但既经大行皇帝生前认可,便无可争议。再退一步说,果真是载垣等人矫诏,则两宫太后早就应该说话,于今在顾命八臣,拿问的拿问、解职的解职,无从申辩举证之时,作此片面的指责,那是在上者诬陷臣下,令人不服。

  不服归不服,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就这样沉默着,已足以使恭王和三位大学士,觉得难堪,于是周祖培看着赵光说道:“蓉舫,你掌秋曹,该有话说呀!”

  今天这一会,虽由恭王主持,实际上全要由刑部承办,所谓“掌秋曹”的刑部尚书赵光,早就想说话了,只是为了礼貌,要让三位相国先表示意见,现在既然周祖培指名征询,那还客气什么?赵光咳嗽一声,清一清嗓子,用他那浓重的昆明口音,石破天惊地说了两句话。

  “大清律例上清楚得很!”他说,“载垣、端华、肃顺,都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云南口音虽然重浊,但听来沉着有力,所以赵光这两句话一出,每个人心头都是一震,对犯人本身来说,没有比“凌迟处死”再重的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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