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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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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甚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像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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