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外史(119)_高阳

一一九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甚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像，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五　调虎离山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龢、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甚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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