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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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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 “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甚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八十七 斥退佞臣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甚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甚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甚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账。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甚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甚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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