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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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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特为召见内务府大臣，责备他们对太监约束不严，说是要振饬纪纲，下一道明发上谕，申明朝廷的决心。于是恭王承旨，根据慈禧太后所说的那番义正辞严的话，拟旨发出。前面叙明事实经过，后面申述态度： “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京中官员无不颂赞圣明，而事先知道将有这回事发生的人，回想一下，亦无不因为有此圆满结局而深感意外。 当然，最得意的是丁宝桢，奉到上谕，先遵旨将五名太监“绞立决”。然后审出黄石魁、田儿和通州雇来的那些镖手，冒充前站官，征发骡马的情形，以“帮同招摇、恐吓居民”的罪名，请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属，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随从，夹的夹、打的打，惩罚过后，作成口供清单，请旨治罪。 除了人犯，还有行李。箱笼衣物，编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号，共计三十九件，连同征发来的牲口车辆，派两名旗籍的候补州县，解交内务府。整整忙了一个月，丁宝桢才算办结了这件大案。 这该内务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对于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监的遗物，都很注意，特别是“金”字号的箱子，装的都是珠宝珍玩，所以内务府不敢怠慢，原封交进。打开来一看，好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此时无可究诘，也就不会发回原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余的分赐妃嫔。当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赏小李和张文亮等人，作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祸。通州的那些镖手，还可说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却真是无妄之灾，第一个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个是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子马氏，都被充军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四十七 民教相仇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像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春霆想干甚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甚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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