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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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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的旨意，已经由兵部专差，飞递在途，鲍超却还兴高采烈，有着好些为人为己的打算。他平生打过许多胜仗，但自觉这一仗最得意，最重要，也最痛快，自下洋港与刘铭传一晤以后，亲追穷寇，接连五昼夜，纵贯湖北南北，追到鄂北枣阳、唐县一带，东捻经桐柏山区窜至河南泌阳，鲍超方始松了口气。 其实他还可以追，只是有一番报答知遇的私意。平生意气感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尽瘁而死的胡林翼，一个忧谗畏讥的曾国藩，而后半段的事业，尤以得曾国藩的庇荫为多，因此他对“九帅”亦别有一番爱戴之意。曾国荃自复起为湖北巡抚，不甚得意，屡奉朝旨，说他剿捻不力，与左宗棠、李鸿章的飞黄腾达，相形之下，益发令人不平，鲍超为人打算，想留在湖北，帮“九帅”的忙，所以不肯追东捻到河南。 为自己打算，他实在不愿入陕，听左宗棠的节制，“我是豹子，他是骡子，打伙不到一起！”他这样说。夔州话念鲍为豹，所以他自称豹子，而“湖南骡子”自是指左宗棠。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北招兵买马。他是功名之士，任劳可以，任怨不干，而任劳亦必先较量利害得失，陕西是个烂摊子，他不肯贸贸然去收拾，要练马队，要造炮车，要肃清中原，确保饷源不断。好在他有个杭州的大商人胡光墉能替他在上海向洋人借债，不要户部替他筹款，就乐得随他去搞了。 在湖北，左宗棠跟鲍超见过面，朝廷一直有旨意，催调鲍超一军入陕，所以左宗棠虽未入关，已以鲍超的上司自居，当面指责他的部下骄横不法，习气太重。在客地尚且如此，一到陕西，正式隶于部下，以“左骡子”的脾气，决没有痛快日子过，所以他千方百计拖延着不肯入陕。 为人为己，有这个大胜仗，便有了留在湖北的理由，而此一仗亦足以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因而他老早就对部下表示过：陕西可以不去了，同时必膺懋赏。他没有期望自己再晋爵，但打算着他的部下都可以换一换顶戴，升一升官。 这天屯兵在唐县，正在筹划回樊城休养补充，亲兵来报： “徐州有差官到，说是来传旨。” “等到了！”他很高兴地说：“先摆香案，找大家一起来听恩旨！” 于是先把差官接进来招待，同时分遣快马，把他部下的骁将，宋国永、娄云庆、孙开华、杨德琛、苏文彪、段福、谭胜达、唐仁廉、王衍庆都找了来，恭具衣冠，红顶子、蓝顶子跪了一地，静候宣旨。 一听就不对！开头一大段，全系指授方略，饬令鲍超一军，兼程东下，会同曾国荃所部，剿办窜至麻城的一股捻军。接着提到刘铭传尹隆河之败，差官读到“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这几句，他浑身发抖，冷汗淋漓，几乎昏厥。 “这搞的啥子名堂？”他惶蘧四顾，大声问道：“你们大伙听见了没有？” 他的部下都不开腔，一个个脸色铁青，眼中彷佛冒得出火来。那差官看情形不妙，草草念完，把上谕往封套里一塞，摆在香案上，然后走到侧面，甩一甩马蹄袖，要以他的记名参将的身分，替鲍超请安行礼。 鲍超却顾不得主客之礼，把拜垫一脚踢开，招着手大声说道：“你们都来，都来！出鬼啰。” 不但召集将领，还找来幕友，把上谕又细读一遍，鲍超紧闭着嘴，侧耳静听，双眼不住闪眨，听到一半，猛然把桌子一拍，霍地站了起来，定睛不语。 “九帅回武昌了没有？”他问。 “还没有。”娄云庆答说：“还在黄州。” “马上到黄州去看九帅。”鲍超对娄云庆说，“刘省三搞啥子鬼？淮军整我就是整湘军，你跟我一起去看九帅！” “霆公，”娄云庆比较持重，这样劝他：“现在底细还没有摸清楚，去了也没有用。铭军那里我有条路子，先把刘省三的原奏，抄个底子来看看再说。” 鲍超想了半天点点头：“要得！”又指着幕友说：“马上替我修起两封书信来！一封给九帅，一封给大帅。给九帅的信，问他把霆军的战功朗个报的？给大帅的信——？” 给曾国藩的信，应该如何措词，颇费踌躇，倘发怨言，于心不忍，不发怨言，又无用处。就这沉吟不语之时，宋国永冷冷地开了口。 “免了！”他也打着四川腔说，“大帅又不会跟人家拿言语，何必教他老人家心烦？” “对头！大帅的信不要写了。” 于是幕友为他写好致曾国荃的信，询问上谕中所谓“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这句话的由来，指派专差，星夜驰往黄州，信封上写明“鹄候回玉”，而且关照专差，不得覆信，不必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起码得有四、五天工夫，鲍超满怀抑郁，加上部下各营，议论纷纷，群情愤慨，怕有哗变之虞，因而忧心忡忡，夜不安枕，惹得咸丰十年初，在安庆以西小池驿大破陈玉成所受的旧伤复发，右臂、左膝，形同偏废，但仍力疾起床，等候消息。 两处的消息，几乎同时而至，刘铭传呈报李鸿章的原信，底子已经抄来，鲍超听幕友念完，手足冰冷，浑身发抖，再听念到曾国荃的信，劝他顾全大局，不与淮军计较。这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委屈到了家，彷佛孤儿受人凌辱，呼吁无门似的，一时悲从中起，放声大恸！ “刘省三龟儿子！”他一面哭骂，一面拿左手把桌面都快捶破了，“你整老子不要紧，有功不赏，你教我朗个对得起弟兄？” 这一哭惊动了全营官兵，有的来劝，有的躲到一旁去生闷气，还有些鲍超从三峡带出来的子弟兵，认为刘铭传忘恩负义，狗彘不食，决心跟铭军开火，缴他们的洋枪。 消息传到鲍超耳中，悲愤以外，又添一层忧虑，他把宋国永和其他数名四川籍的将领找了来，劝导不可如此，但自觉愧对部下，因而措词极难，讷讷然无法出口。幸好持重稳健的娄云庆，以曾国藩作为借口，说是果然闹出事来，朝廷一定责成曾国藩查办，岂不害他为难？而且本来有理，一闹变成无理，尤为不智。就这样说得舌敝唇焦，才算勉强把他们压制下来。 由于连番刺激，五内震动，鲍超复发的伤势，突然加重，便奏请解职调理。这时正由徐州回驻江宁的曾国藩，在旅途中得知鲍超愤郁成疾，引发旧伤，大为焦急，派人带着吉林人参，兼程赶了去慰问，同时分别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虽无责备的话，但语气中亦颇表不满，希望赶紧有所补救，慰抚霆军。 于是曾国荃派了人把鲍超接到武昌，到汉口请了名医来替他诊治。在周家口的李鸿章，自觉此事做得有欠光明，无奈已经入奏的事，不好更改，唯有设法从别的地方，替鲍超多说好话，请朝廷优予奖护。同时也怕御史参他欺罔冒功，得要赶快派遣亲信，到京里去多方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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