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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佛门广大，普度有缘。明山本性不昧，是个有大智慧的；不过，菩萨心肠亦须有英雄手段，方能护国救民。明山如今去办一件大事，这件事成功了，可救多少生家。你早晚多念几卷经，求佛力庇护明山成功。” 　　越说越玄了，知客不肯罢休，逼着问道：“弟子滥竽知客的职司，一切世务皆当注意，反而是本寺的家务，不得过问。弟子自觉有愧职司。” 　　“你要‘将’我的‘军’了！”慧远笑道，“罢，罢！你莫生嗔，我与你略说一二。你可知明山是何许人？” 　　“请方丈开示。” 　　“他叫徐——海。” 　　“他就是徐海？”知客大吃一惊，脸上的颜色都变了。 　　“是的，他就是牛道存要找的徐海。那天我跟牛道存说：断指以后的徐海，不是从前的徐海了。且不说与人为善，你该放松一步；就拿公事来说，亦正有用得着徐海之处。牛道存听我的劝，不再追究。所以你可以放心，麻烦过去了，往后决不会出什么事故。” 　　“原来如此！”知客放了一半心，“那么明山呢？如今去了哪里？” 　　“到徽州去了。”慧远答说，“他就是去办一件大事，劝说汪直来归顺朝廷。” 　　“这样的大事！”知客惊问，“方丈，你老做这件事，官府可知道？” 　　“大概知道。”慧远答说：“我跟牛道存谈过，请他密陈知县——” 　　知客抢着说道：“知县那里作得了主？” 　　“不须知县作主。汪直若是跟着明山来了，束身待罪，便是知县的大功一件。” 　　“若是不来呢？” 　　慧远笑笑答说：“那就连我都不知道了。” 　　知客知道老和尚是推托。他与明山连谈三个通宵，当然都打算到了；想来事关重大，不便透露，也怪不得他。知客只说：“如今弟子也算参与机密了，往后有事商量，弟子总可以出出主意，奔走奔走。” 　　“当然，当然！我一定跟你商量。不过，也只跟你一个人商量。” 　　“弟子有分寸的。这样的大事，弟子决不敢泄露一言半语。” 　　明山一去数月，是打算用水磨功夫，相度机宜，适时劝导，彻底将汪直说服，归顺朝廷。而为山九仞，却以福建方面起了极大波澜，以致功亏一篑。 　　原来朱纨自剿平双屿，而汪直脱逃，细察缘由，越发自信“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的看法，丝毫不误。也因此，更坚持自己的一惯做法：全力去中国衣冠之盗，外国之盗，自能绝迹。 　　衣冠之盗之难去，不仅因为在乡的衣冠缙绅，为外国之盗及中国濒海之盗的东道主，更因为朝中的大臣言官，亦隐相包庇之故。尤其是福建籍的言官，要跟朱纨为难，非常容易。加以严嵩将首辅夏言攻倒杀害，权倾一时；吏部尚书闻渊，不安于位，告老回乡，文官的人事权，便由严嵩的党羽所接掌，接纳了福建籍御史周亮与给事中叶镗的建议，将朱纨的职称由“巡抚”改为“巡视”。一字之差，权柄大减，属吏指挥不动，命令就大打折扣了。 　　朱纨大为气愤，上疏力争，措词不免偏激；似乎满朝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是奸臣。因而闽、浙两省的士大夫，大起反感。而朱纨毫无所惧；在福建沿海逮捕了通番有据的乡绅96人，绑到演武场中，大炮之声，人头滚滚，刀下一个不留。 　　这件事做得痛快是痛快，而魄力到底太大了一些。福建的势豪之家，恨之刺骨；于是由御史陈九德发难，严劾朱纨擅杀。周亮等亦上本攻击朱纨“措施乖方，专杀启衅”；笔锋当然亦指向都指挥使卢镗及福建防海副使柯乔，因为那96个汉奸，就是卢、柯二人去抓来的。 　　这一案太大了，皇帝降旨：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并派给事中杜汝祯及原在福建的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奏复。京信到达浙江，朱纨知道自己失足了。他唯一的凭藉是靠皇帝的信任；而这一信任，显然已经失去了。 　　“我既贫且病，而且自己知道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党对簿公堂！”他痛哭流涕地向亲近僚属说道：“我是死定了！即使天子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人亦非杀我不可。要死我自己死，为什么要死在他人手里？” 　　于是自营生圹，还作了相等于墓志的圹誌；然后写下绝命词，服毒自杀。等杜汝祯与陈宗夔从福建按问完毕，回京复命，说朱纨所杀的，不过从事走私的奸民，并无必杀之理。坐实了“擅杀”的罪名。朝中降旨，逮捕朱纨下狱时，朱纨已经下棺材，入墓地了。 　　朱纨一死，汉奸得志，沿海的土豪劣绅，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在这样令志士丧气的情况之下，汪直不但不听徐海的规劝，反而劝徐海与他一起，再度“落水”。徐海摇首不答，第二天悄然离开徽州。不久，汪直也走了，纠合旧部，重新回到普陀一带的旧巢；而一度悬为厉禁的“海禁”，也就在这时候开放了。 　　于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在汪直接应之下，侵入浙东的台州，南奇黄严，北掠定海。守土有责的地方官，除了飞章告急以外，束手无策。 　　为了用兵而设的“浙江巡视”这个职司，自朱纨死后，原已裁撤，此时因为倭患日亟，朝廷决定恢复设置；并将新任山东巡抚王忬调到浙江。他的全衔是：“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福、兴、漳、泉地方”；这就是说，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亦归王忬管辖。 　　王忬字民应，江苏太仓人，两榜进士出身。一向在山西、河北等地做官。当时北方的大患，是来自河套的俺答——鞑靼，也就是蒙古一部落的酋长，拥有十几万骑兵，屡次入寇宣化、大同一带，嘉靖二十九年夏天，甚至侵入古北口，直薄京师，震动九重。正当顺天巡按御史的王忬，防守通州，调度有方，深得皇帝的赏识，这一次将他由山东调到浙江，无疑地，是信任他必能担当剿倭的重任。 　　王忬亦不负期望。京书一到，当日动身，轻车简从地到了杭州，毫无动静，只是观察。他发现浙江人太柔弱，打仗很不在行；又发觉自己的职权还不足有力地督率官吏将士。要将浙江人振作起来，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得到的，他认为自己第一件该做的事，是请求皇帝扩大授权。 　　于是，王忬亲笔起草，专差呈递一道奏章，建议四点：第一、有“便宜行事”之权，该杀该赏，一己可以专决；第二、勾结倭寇，作为内应，定罪宜严；第三、官兵作战，必有损失，胜固应赏，即使打了败仗，定罪宜宽；第四、倭寇及通番的海盗，是应该剿灭还是应该招抚，临事而定，不必拘泥。 　　皇帝对这四个要求，完全批准，同时降旨，将朱纨任内所贬的职称恢复——王忬不再是浙江巡视，而是浙江巡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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