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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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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进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眼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深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道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交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子了。 于是商定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胡景翼的部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进；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进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感情上的隔阂，推段出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子，大为摇头，“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身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口拒绝。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强。”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出“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身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坚武问道：“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套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焕章把我怎么样？” “冯焕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样？能杀我？” “不是说杀不杀，是大帅犯不着受辱。” 吴佩孚不作声，大家面面相觑地僵持了一回；有个在吴佩孚身边当海军参谋的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看看是可以说话的时候了；便即挺身而出。 “大帅，”他说：“我替大帅预备了一条船在那里，不如把火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舟。” 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经由沈鸿烈的秘密联络，与奉军已经通了款曲，把军舰都带走了，只有一条运输舰华甲号，舰长与刘永谦是知交；应刘之请，冒险把这条运输舰留了下来，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刘永谦深知吴佩孚的脾气，宁折不弯，所以先不敢说破；现在看吴佩孚的意思有些活动，而且事实上胡军已由杨村逼近北仓，真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非献这条三十六条中的上计不可了。 三面陆路皆断，唯有海道是一条出路；英雄末路，能免垂泪，吴佩孚凄然说道：“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然运穷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军，浮海南下，先到青岛，看形势再定行止。” 这天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十点多钟，接到胡景翼前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吴佩手下令开车；他的总部由三十余节头等车厢组成，但已有一半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时，车到塘沽；华甲号原为德国兵舰，吨位很重，无法靠岸，由小轮接驳登舰，已是上午九时。 就在这时，华甲号的舰长，送来一封曹锟辞职的通电。原来冯玉祥一进京，仍旧住在北苑，并不进城，但下了两道命令给他所委派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一道是逮捕李彦青；一道是扣押王克敏，当然是为了克扣欠发军饷，要跟他们算帐。王克敏运气好，临时脱逃，避入东交民巷；李彦青则不但被捕，而且当天就被枪决。 消息传到筵庆楼，曹锟有些着慌了；原以为冯玉祥倒戈，只是为了对付吴佩孚，大家都这么说，曹锟自己也觉得对冯玉祥很不坏。吴佩孚几次跟他作对，都是自己从中庇护转圜，料想他不致于恩将仇报。但看对李彦青如此辣手，才感到他来意不善；当时便派国务总理颜惠庆到北苑去看冯玉祥，征询他对时局的意见。 颜惠庆带回来冯王祥所开的三个条件：第一、颁停战令；第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第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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