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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报名的倒是不少，但能举者不能射；能射者不能举，合于两个条件的，一千人中不过一、二人而已。

　　参将孙震的部下，素以精悍见称，他的三万人中，入选的不到一百人。孙震为此大表不满，面见韩雍，说陶鲁的行径，有伤他营中的士气，言下流露出蔑视陶鲁一无是处之意。

　　“陶鲁是陶成之子。”韩雍说道，“陶成的谋略，是我当年在江西当巡按御史的时候，亲见亲闻的。陶鲁颇有父风，我信得过他。”

　　这陶成是广西郁林州人，永乐年间的举人，由典史起家，经长官不断保荐，正统四年由大理事评事超擢浙江提刑按察使司佥事。按察使名为掌一省刑名，其实职掌甚多，可以说凡是文武官员失职，不能保障地方、护卫百姓的事，都可以管。所以按察使司佥事并无一定的额数，随事增减，分巡各道，一道管两至三个府，又因任务而区别为提督学务、清军、驿传、水利等等。陶成一到浙江，被派到浙东台州、处州一带去当清军道。

　　清军道或称兵备道，无事整肃军纪，便是清军；有事备战，指挥军务，职任甚重，所以这是个考验人才的职位。陶成到任不过一个多月，便遭遇了严重的考验：倭人入侵。

　　原来自唐宋以来，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一向不错。及至蒙古铁木真崛起，被尊为成吉思汗，父子祖孙三代经营，灭西夏、灭金以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灭宋而统一中原。在此以前，高丽已臣服于元；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将与高丽合兵两万余人，分乘战船九百艘东征，前锋已在九州的分津海岸登陆，占领了博德、箱崎等地，但以大队战船在海面遇风受阻，不得已班师西返。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纵横九万里，三次西征，威名远播，及于罗剎、西洋。忽必烈对至元十一年东征之役无功，耿耿于怀，因而灭宋以后，紧接着派大将范文虎，率兵十余万，分乘战船两千余艘，再度东征。日本朝野得报大惊，斋戒沐浴，祈求天照大神庇佑。元兵先头部队已抵达九州，在肥前、筑前登陆，不意海面突起大台风，元兵主力皆葬身鱼腹。日本称这一阵台风为“神风”，称元朝为“元寇”，就此断绝往来。忽必烈亦于至元二十三年明诏罢征日本。

　　当元朝两次入侵后，镰仓幕府由北条家“执权”，虽能化险为夷，但日本亦大伤元气，因为要防备元军第三次重来，沿海加强戒备，军费支出浩繁；又两次“恩赏”守御将士，需费甚巨，财政日渐困难，竟导致镰仓幕府的没落。足利家的室町幕府，继之而起。

　　到明太祖起兵时，日本正分裂为南北朝，洪武三年遣使谕日本朝贡，在九州遇见南朝的怀良亲王，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但幕府则很想与明朝修好，因为早在镰仓幕府末期，就发现对中国的贸易，有大利可图，得以挹注困窘的财政。所以在元朝第二次东征的四十年以后，北条家曾为了筹募建筑建长寺的经费，派了一条贸易船到中国海口。足利家亦以同样的理由，派过一条“天龙寺船”。但这都是私下贸易，就中国而言，是犯禁之事；倘能修好，以朝贡为名，大大方方做生意，岂不比偷偷摸摸好得多。

　　哪知正当幕府在筹划时，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挫折。事起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此人是安徽定远人，从政以后，以小吏起家，曲谨有才，宠遇日甚，洪武三年便入参机务，六年拜相。

　　胡惟庸既贵以后，本性渐露，蒙蔽太祖，专擅跋扈。开国名臣徐达、刘基都曾在太祖面前揭露他的奸险，而太祖不悟。恰好刘基有病，太祖竟遣胡惟庸带医生去为刘基诊视，结果毒死了刘基。

　　这一来，胡惟庸的势焰更高涨了。于是有一班小人，伪造灵异祥瑞，先是说他定远老家井中长出来一支石笋，出水数尺；又说他家三代祖坟，入夜火光烛天，凡此都是大发之兆。

　　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再大发自然是做皇帝，胡惟庸由此蓄心谋反。

　　要谋反，当然要多方面布置联络，内则结纳太师李善长、右丞相汪广洋；外则广收羽翼，而且还联络蒙古与日本——宁波的卫所，叫明州卫，指挥林贤，是胡惟庸的心腹，他伪造了一个罪名，将林贤流放到化外，其实就是日本。等林贤联络好了，复又上奏，说林贤被诬，事已大白，召还复职。其时林贤已与日本建立了通信的途径；胡惟庸亲笔作书给足利，借兵相助。

　　不道太祖这时已逐渐发觉胡惟庸种种不法之事，采取了极严的措施。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驰马，不慎坠马，恰好一辆大车辘辘而过，将他辗死在车轮之下。胡惟庸不由分说，杀了车夫。太祖震怒，要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胡惟庸请求厚赠车夫的家属，作为补偿，太祖不允，事情成了僵局。胡惟庸大惧，决定起事造反，派遣信使通知他的心腹，也派林贤通知了足利。

　　这是洪武十二年九月间的事，到得第二年正月，原曾参与密谋的御史中丞涂节，看风声越来越紧，内心害怕，因而上书告密。太祖震怒，交廷臣公议，胡惟庸不用说，当然是死罪，但又有人说：涂节本来是胡惟庸的心腹，见事不成，方始反变，不可不诛。于是涂节及胡惟庸的另一心腹御史大夫陈宁，一并正法。

　　其时足利义满，已派了一个法名如瑶的和尚，带领士兵四百余人诈称入贡，由林贤陪同，到达宁波。贡品中有好些特大号的蜡烛，其实内藏火药刀剑，以备助胡惟庸起事之用。及至到达，胡惟庸已经败事，而进贡并无日皇的表文，只有足利义满以“征夷大将军”的身份，致明朝左丞相胡惟庸的一封书信。太祖以其不合礼节，拒不受贡，原船遣返，胡惟庸勾结外国的阴谋，竟未泄漏。

　　不意胡惟庸的案子，情节不断扩大，至洪武十八年，竟牵连到开国元勋中文臣第一的李善长。此人之于太祖，就像赵普之于宋太祖。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封公者只有六个人，李善长第一，封韩国公，制敕中比之为萧何；其次才是魏国公徐达。

　　李善长又是太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的独子李祺尚太祖长女临安公主。临安公主很贤惠，恪守子妇之道，李善长位极人臣，富贵双全，可惜害在他的胞弟李存义手里。

　　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既是定远同乡，又是姻亲，所以成为胡惟庸的心腹。洪武十八年有人密告李存义为胡惟庸一党，太祖认为一党不一定同谋，他不相信李家的人会造反，所以看在临安公主及儿女亲家李善长的分上，免了李存义的死，安置在江苏崇明岛。

　　不过太祖的疑心越来越重，所以案子还是牵连不断，到得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终于又掀起万丈波澜。事起于有个叫丁斌的人，是李善长的亲戚，因罪应该充军，李善长代为求情，太祖不许，而李善长求之不已，太祖疑心其中别有原因，命将丁斌交锦衣卫审问。一顿拷打，丁斌供出，他原在胡惟庸家管事，有时为李存义与胡惟庸传话，颇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谋议。于是将李存义自崇明岛逮捕回京，他的儿子，胡惟庸的侄女婿李佑自然亦到案了。

　　这一审真相大白，最初是李存义受胡惟庸之托，去劝李善长谋反。李善长大吃一惊，疾言厉色地叱斥：“你在说甚么？！你想灭九族？”

　　胡惟庸碰了钉子不死心，过了些日子，托李善长的一个总角之交杨文裕再去做说客，许以事成之后，割淮西之地封李善长为王。据杨文裕回报，李善长虽拿他骂了一顿，但看样子他对封“淮西王”这一点颇为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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