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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将相大臣殉难的，除了入阁掌机务的学士曹鼐、张益以外，还有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邓棨。五品以下的官员，不可胜数。但突围脱险的大员，亦复不少。礼部侍郎杨善，便是其中之一。

　　此人字思敬，是京城中的土著，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适逢“靖难之变”，以参与守城之功授官，永乐元年改为鸿胪寺序班。鸿胪寺掌管庆典朝仪，所以序班这个从九品的官职虽小，却能常近天颜。杨善长身玉立，风仪极美，音吐洪亮，举止漂亮，所以每每为成祖所瞩目，循序渐进，一直升到鸿胪寺正卿。前几年升为礼部侍郎，但仍旧兼管鸿胪寺。

　　死里逃生回到京城，杨善第一个要看的人是于谦。因为邝埜既已殉难，兵部便是于谦当家。明朝的兵部权重，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如今六师倾覆，大敌当前，长驱而入，直扑根本之地，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于谦的责任极重。杨善觉得有将在前方的所见所闻告诉他的必要。

　　这一夕深谈，使得于谦知己知彼，获益匪浅。但谈到王振的跋扈妄行，于谦忍不住发同：“他人还则罢了，莫非英公亦不能制他？”

　　“英公”指英国公张辅，他的父亲叫张玉，在元朝便是军政最高长官的“枢密知院”。元亡以后，在沙漠中待了十八年，归顺明朝，自从五品的副千户干起，逐渐变成燕王麾下的大将。燕王得以成大事，文的靠做了和尚的姚广孝，武的便靠张玉，不幸中道捐躯，阵亡在山东东昌府，年五十八岁，燕王痛极而泣，即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仁宗洪熙元年加封为河间王，张辅便是他的长子。

　　但张辅之贵，是靠他自己的战功。燕王即位为帝后，封侯安伯；永乐三年进封为新城侯；四征交趾，进封英国公。仁宗即位掌中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师”，威震中外。这样一位四朝元老，对王振竟不能发生制衡的作用，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英公之不能制王振，已非一日之事。倘或能制，根本就不会有这一次的‘北狩’了。”北狩是皇帝亲征、连番不利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名词。杨善唤着于谦的别号又说：“廷益，你要想到，英公的独子才九岁。”

　　于谦憬然而悟。张辅这年七十五岁，一子早经夭折，直到六十七岁，他的侍姬方又为他生子，单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喜悦。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可以推断张辅这几年能制王振而无所作为，是想到年逾古稀，去日无多，而独子方幼，如果与王振结了怨，怕他将来会报复。这使得于谦想到了杨士奇的往事，不由得长叹了。

　　“唉，朝廷柱石都以家累而累国，若非杨文员跟英公养痈贻患，何至于有今日！”

　　杨善将他的话细想了一会，方始明白。自永乐以来，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历事四朝，贤相当权，国泰民安。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驾崩，九岁的皇帝即位，王振越过他的前辈金英，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日形跋扈。其时训政的是太皇太后——仁宗皇后张氏，有一天御便殿召见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向侍立在旁的小皇帝说道：“这五个人是先朝所留给你的，凡事你要跟他们商量。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能办。记住没有？”

　　皇帝跪下来答一声：“记住了。”

　　接着，宣召王振。等他一跪下来，太皇太后脸上立即如笼秋霜。“你侍奉皇帝，种种不法！”她断然说道，“赐死！”

　　“死”字出口，“宫正司”的女官，双双以白刃加颈。王振魂飞天外，以眼色向皇帝乞援。于是小皇帝向祖母下跪求情，皇帝一跪，五大臣自然亦都跪了下来。

　　太皇太后看着他们说道：“皇帝还小，哪知道这些人会替国家带来极大的祸害？”接着训诫王振：“我看在皇帝跟大臣的分上，今天饶了你。此后不准干预国事。”

　　话虽如此，由于制度使然，干预国事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有三杨在，不敢为非作歹而已。如是一两年以后，王振向三杨说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也高年倦勤了，以后该怎么办？”

　　“身为老臣，”杨士奇答说，“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嗐，老先生，你怎么说这话？”杨荣接口，“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正要他如此说，第二天就荐了四个人入阁：曹鼐，黄衷、陈循、高谷，都是进士出身，陈循且是状元。

　　既言“以人事君”，即不能不同意王振的举荐。阁臣七员、三杨势孤，杨士奇因而埋怨杨荣，而他另有说法。

　　“王振讨厌我们，我们就算能撑下去，他能甘心吗？一旦夜半宫门出片纸，命某某人入阁，我们能抗旨吗？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他的深意，颇以为然。到得正统五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在杭州病殁，得年七十。又不久，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唆使言宫动手。原来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复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拿交大理寺拘系，暂且不审，皇帝且特为下诏安慰杨士奇。

　　 这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一直不肯销假；杨溥益觉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到正统七年，太皇太后驾崩，王振随即将太祖所立，置于宫门，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十一字的一块铁牌，悄悄盗走了。如果有杨士奇在，王振不敢这么做。这就是于谦所以发“朝廷柱石，以家累而累国”的感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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