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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第一次从美国学成回国，一到故乡，母亲就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胡适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竹？"母亲说："你去看。"胡适进了菜园一看，果然长满了茅竹，总有成千根了。母亲后来告诉他说，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房族里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过，他看见胡适站在路旁，递了一根竹给他，说是给他做烟管。胡适拿了竹子口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罢。"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在花坛里生长得很快，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真的旺满了菜园，还向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连胡适自己都记不起、认不出了！
国不破，故乡才是故乡，可以随时回去追寻旧梦，讨个意外的惊喜。抗战一胜利，颠沛流离的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结伴还乡的乐趣，在断瓦颓垣之中辨认亲人的泪痕和笑语：山河无恙，来日的甘苦总算有个凭藉。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剧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从此几成陌路，乡不成乡，国不成国，古老的家山情愫黯然变质，心头抹不掉的是仓皇避秦的旧事。胡颂平追忆一九四九年秋季从重庆撤退的情景，说是十月十一日从广州飞到重庆，不久，酉、秀、黔、彭等险要地区相继失守，然后是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起了变化，重庆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了。重庆街头整天是来来往往搬运东西的车子，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各部负责人都到台湾去了、院长朱家骅要他照料总办事处的事，总算在万分困难的情形下包到民航队的一架飞机，可以直飞香港。包机是由行政院、国防部和特种调查处三个机关会同核定的；搭机人员的身份，也要这三个机构审核，每人的照片上都要盖上审查合格的印戳。那天晚上，他们在曾家岩行政院楼上一个房间盖印，电灯突然熄掉，他用火柴一根接一根的亮光照着盖印的人盖上印戳。到了动身的那天，重庆下午六点起就戒严了，办总务的出高价雇到一辆破旧不堪的大卡车，车前的照路灯都坏了，还得有一部车子在前头引路才能动身。他们的车队贴上"特准通行证"，沿着山路蜿蜒前进，好几次停下来受军队盘问、查验通行证，开到白市驿机场已经是翌日的清晨四点钟了。大家在机场苦候至下午五点钟，才等到一架民航队的飞机，却因飞机抢运政府人员，不飞香港了，先把他们送到成都再说。那天下午起，白市驿机场开始拆除无线电台设备，同时布置地雷，准备破坏机场了。"我一家八口，就在这个惊险的大风浪中安全撤退出来。"胡颂平说。
其实，早在一九四八年冬，情势已经逆转，北平风声日紧，梁实秋应陈可忠之邀退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槐国梦忆》里说，在广州平山堂半年，他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了；法舫和尚偶然送他们一部《金刚经讲话·附心经讲话》，夫妇俩居然捧读多遍，若有所契，觉得"人到颠沛流离的时候，很容易沉思冥想，披开尘劳世网而触及此一大事因缘。"Gregor
von Rezzori在《反犹太主义者回忆录》里用了一个颇有禅意的俄国字"Skushno"作第一章的题目，说这个字很难翻译，意思比"空虚"还要重，形容精神恍惚而心志未死。大陆易手前夕，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陷入这样的心境里，空有不能两忘，进退不知所措；政府派两架飞机到北平去接一些学界中人南下，机上空位居然不少，"绝大多数的学界人不昧于当前的局势，以为政局变化不会影响教育，并且抗战八年的流离之苦谁也不想重演"。梁实秋夫妇在平山堂教书。读经之余，还是不能忘情，常到学校大礼堂后面观赏盛开的木棉花，"花败落地，訇然有声，据云落头上可以伤人。她从地上拾起一朵，瓣厚数分，赏玩久之。"刚到台湾的时候，"虽然二二八的阴影还有时在心中呈现"，那儿毕竟"是一片干净土"，况且"有季淑陪我，我当然能混得下去！"
一晃三十多年了，海峡两岸疑云弥漫，大江南北愁雾深锁；有乡归不得：雨天的墨盒，风中的香炉，卖花声里的长巷，风雪迷离的石桥，河边柳梢的冷月，都只剩了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凝成一枕幽梦。中国人念旧近乎偏执；最难忍受倒不是烽火连三月，而是家书不敢说的故园消息。乔治·欧威尔一九三八年选出劫后的西班牙回到了英国，但觉英国依然是他重年的英国：铁轨两旁的野花，牛马憩息的草原，垂柳夹岸的清溪，村舍门前的飞燕草；再有就是旧识的伦敦街巷，板球比赛和宫中婚礼的招贴，头戴圆顶硬礼帽的路人，特拉法加方场的鸽群，红色的公共汽车，蓝色制服的警察--全部沉沉睡入英国这个梦乡里，教人疑心只有震耳的炮声才能轰醒它！可是，中国人期待的不是炮声，是归人跫然的足音。如今，温山软水慢慢从噩梦中醒过来了，城郭如故，明月依旧，燕子来时，关心的是昔日的黄昏深院，不是日月换了的新天。"one
travelled to discover the past：菜园里真的长满了千根茅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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