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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许警长，我想可以帮上忙。”阿沁大概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碍于身份不能向上司报告，接过吕慧梅的话，说，“你不能让警方插手，但我可以让编辑部插手。我记得拳馆的先生说过，阎志诚刚担任了一部电影的小角色，只要不是跑龙套的临时演员，经纪公司或电影公司都会有演员资料记录。我可以拜托娱乐组的同事替我调查一下……吕女士，你这儿有可以上网的电脑吗？” 　　“路由器昨天坏了，今天连不上网路……不过我有传真机，可以吗？” 　　“有传真机便可以了。” 　　“就在那边。号码贴在传真机上。”吕慧梅指了指客厅另一端的架子。 　　阿沁看见我没反对，便径自走到电话和传真机旁。 　　“喂，是大飞吗？我是阿沁，我有事拜托你──是呀，我今天忘了拿手机──我想你替我调查一个人……”阿沁对着电话说。 　　“许警长，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吕慧梅说，“您说这个阎志诚是凶手，我也明白，但为什么您一口咬定林建笙不是凶手之一？” 　　“只要看看林建笙的记事簿便一清二楚。”我掏出记事簿，翻开三月那一页，“你看三月的行程。” 　　当吕慧梅低头细看时，阿沁回来座位，说：“拜托好了，他查到后会把资料传真过来。虽然不一定能找到完整的个人档案，但我想至少能找到相片。” 　　“这有什么特别？”吕慧梅看完记事簿，看来完全没看穿当中的矛盾。 　　“这儿和这儿有什么不同？”我指着三月十一日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不同的“开工”。 　　“一个写得整齐，一个潦草？” 　　“对。” 　　“这跟林建笙不是真凶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一个人的字会变得潦草了？”我问。 　　“他在颠簸的路上写的吧？”阿沁说。 　　“不，因为他伤了拇指。”我说。 　　“你怎么知道？” 　　“先这样说吧，”我从口袋里拿出圆珠笔和我的记事本，打开一个空白页写上“开工”两个字，“一般人写字，会使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夹住笔杆，来稳定笔的移动。” 　　我收起中指，再写上同样的字。 　　“如果中指受了伤，光用拇指和食指会不太方便，但仍能抓紧笔杆，只要善用虎口，一般人的笔迹没大不同。” 　　我放回中指，提起食指。“如果伤了食指，光用中指和拇指仍没问题。可是，如果伤了拇指的话……” 　　我把食指贴住笔杆，提起拇指，圆珠笔便像失去了舵手的小艇般左右乱摆。 　　“无论如何改变握法，没有拇指便不能好好地握笔。林建笙是地盘工人，伤到拇指这种小事很是平常。” 　　“单凭几个字便认定他拇指受伤，好像有点一厢情愿啊？”阿沁说。 　　我指着三月十六日。 　　“林建笙这天本来约了阎志诚打台球，却又取消了，这也是支持这推论的证据之一。‘光明台球室’这几个字写得工整，应该是受伤前写的，可是拇指受伤后，连球杆也抓不稳，只好取消。”我说，“而且，这案子里一个重要的物证便是林建笙的血掌印。那个掌印四根指头清晰无比，唯独缺少拇指。虽然这可能是巧合，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拇指受伤，下意识保护伤口，于是减轻拇指的用力甚至提起拇指，结果掌印少了一枚指纹。” 　　“就算林建笙拇指受伤，他仍可以用刀子杀人啊。”吕慧梅说。 　　“不，拇指使不上力的话，即使他能爬水管，也不能杀人。” 　　我回头张望，想看看有没有可以拿来示范的东西，在放电视机的架子上，我看到一把很精美的银色小刀。这把小刀大约有一个手掌长，附有刀鞘，上面刻有一条中式的龙，刀柄则刻着一只似是麒麟或狮子的动物。不知道是中东还是中亚的产品。 　　“这个我可以拿来用吗？”我问吕慧梅。 　　“没问题，那只是我以前在西藏买的纪念品。” 　　我拔出刀锋，右手以一般的正握方式拿着小刀。 　　“这种握法，拇指只是辅助，贴着刀背或卡在刀柄跟刀刃之间也没关系。可是，东成大厦的死者不是被这种握刀的手法刺死的。”我作势把刀从下往上刺，“这种攻击法只能刺中腹部，如果受害者跌倒在地，更是难以追击。” 　　我把刀子换成反握，刀刃变了在尾指那一方。“一般击中胸部以上的刺杀，都是用反握。因为从上往下攻击，可以刺中受害人的颈部和胸部。 　　“不过，以这种握法，拇指需要用力按住刀柄的底部。”我向她们展示拇指的位置，“如果不以拇指紧按，也可以用握拳的方法把拇指放在食指和中指旁，不过这种手法更难施力，拇指所用的力量比前者更大。验尸报告指出，行凶用的刀子刀刃不太锋利，可是每一刀也有十多厘米深，这不是一个拇指受伤、单纯以四根指头握刀的人能做到的事情。” 　　“他可能用另一只手啊？”阿沁说。 　　“当然有可能，但如果真的要杀人，或跟他人搏斗，你会不会用一只不惯用的手来持刀，冒着刀子掉落被夺、反过来令自己不利的风险？” 　　“如果手指受了伤，那也是逼不得已啊。” 　　我笑了笑，说：“对，如果逼不得已便要用另一只手──林建笙有什么理由，不得不在事发当晚行凶？既然事前他已伤了手指，要用不习惯的手来握刀杀人，那他为什么不待拇指伤愈才动手？他可是在得悉太太红杏出墙的翌日才上门问罪，既然这也能忍个一天，又为何在干杀人这种大事前不多忍一下？” 　　阿沁和吕慧梅没作声，怔怔地看着我。 　　我把刀子收回刀鞘，放回架子上，说：“再加上其他环境证据，我认为林建笙不是凶手。他只是个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倒霉家伙。” 　　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证据，我今天发掘的疑点大概足够林建笙的辩方律师高兴得欢呼──只不过林建笙根本没有律师替他发言。 　　“这么说来，东成大厦凶杀案翻案是必然的事吧。”阿沁说，“如果律政司不接受，我一定会撰写一篇专题，让真相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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