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内人(3)_陈浩基

三

　　经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以及2003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责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2004年7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他向工人们查问后，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还有一名拉缆员。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一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寻找。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系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工人们一看便认得，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

　　主管慌忙报警，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区辉出了意外，连人带车掉进海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而车子半埋在十二米深的海床上。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区辉已回天乏术。

　　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而小雯更只有四岁。

　　深爱的丈夫猝逝，周绮蓁肝肠寸断，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

　　按道理，区辉因公殉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帮忙，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

　　“牛哥，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如今他出了事，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

　　“唉，嫂子，公司环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

　　“为什么要宇海老板出这笔钱？阿辉不是有什么劳工保险的吗？钱该由保险公司付啊？”

　　“阿辉的保险……似乎过不了公证行一关。”

　　牛哥是区辉在公司的前辈，跟周绮蓁见过几次面，所以宇海起卸运输姓邓的老板吩咐他当中间人，跟周绮蓁“洽谈”。根据他的说法，公司虽然有替区辉购买劳工保险，但保险公司委托公证行调查意外后，认为保险并不适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区辉在发生意外时已过了他的轮班时间，亦无法证明他当时驾驶铲车是履行职务；此外，坠海的铲车经过检验证实没有任何故障，所以不能排除区辉在驾驶时因为“个人健康问题”失去知觉、导致意外的可能。

　　“他们的说法是，搞不好阿辉下班后贪方便，开铲车代步，经过Q31区时隐疾发作，令铲车掉进海里……我甚至听到有人说要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不过老板说，做人不能落井下石，阿辉在公司没功劳也有苦劳，即使保险公司不赔也得做点什么。这笔‘恩恤金’是公司的心意，价码是小了点，希望嫂子勉为其难收下它吧。”

　　牛哥将支票递给周绮蓁时，周绮蓁的手一直在发抖。那句“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令她气愤得快要哭出来，可是她知道牛哥为人耿直，只是转述所闻，把脾气发泄在对方身上并无好处。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帮助。

　　周绮蓁隐约觉得，牛哥接了一桩苦差，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最后只好接过支票，向牛哥道谢。

　　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

　　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虽然那也不是谎话，因为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账，就能动摇根基，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为了保障工人权益，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

　　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信用额”。

　　只要赔偿个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险公司，也会令投保的企业信用额受损，往后保险公司便会要求该企业付更高的保险费。周绮蓁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资方会替员工向保险公司争取最大补偿，殊不知对方是一丘之貉。

　　香港的荣景，就是建立在被牺牲的草根阶层之上。大企业剥削小企业，小企业剥削工人，在老板们眼中，商业利益比个别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点利润不过占这些老板们财产的万分之一。

　　周绮蓁为了照顾家庭，生孩子后已没有全职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赚点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又没有足够的赔偿金应付生活开支，周绮蓁只好母兼父职，重操故业，回到茶楼当侍应生。可是十年过去，物价飞腾，工资却跟十年前没分别。眼见月薪不够自己和女儿糊口，她只好另找兼职，一星期里有三天到便利店值通宵班，早上6点下班后，睡不够五个钟头又要到茶楼工作。

　　不少邻居劝周绮蓁辞职，申领综援，可是周绮蓁一口拒绝。香港社会福利署有一项“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让有经济困难的家庭申领救济金，并且会依家庭状况提供补助金及特别津贴。

　　“我知道我现在的收入只比综援金额多一点，假如我辞职拿综援，便可以全心投入照顾雅怡和雅雯。可是，你叫我以后如何教导她们要当个有承担、有责任感的人？”

　　周绮蓁回答邻居时都不动气，笑眯眯地反驳对方的建议会为小孩立坏榜样。

　　而这些言行被阿怡一一看在眼底下。

　　面对父亲离去，刚升上中学的阿怡受到很大的打击。区辉曾答应过女儿，说趁着阿怡小学毕业后的暑假一家到澳门玩三天，没料到来不及兑现承诺便撒手人寰。阿怡本来就是个内向的孩子，经历了生离死别变得更沉默寡言。不过她并非悲观消极，母亲树立的榜样令她了解到即使现实再残酷也得正直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周绮蓁每天忙于工作，家事就由阿怡一手包办，诸如打扫清洁、买菜煮饭，以至照顾四岁的妹妹起居饮食。才不过十二三岁，阿怡已懂得照顾家庭，甚至晓得如何省钱，以有限的家用维持生活所需。阿怡每天下课后不得不拒绝同学的邀请，缺席课外活动，久而久之，她跟同学们的关系愈趋疏离，甚至被视作孤僻的怪人，但她毫不在意——她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知道自己的责任。

　　跟阿怡相比，小雯的成长却似乎没有受父亲早逝影响。

　　在母亲和姐姐的庇荫下，小雯就像一般孩子一样无忧地长大。有时阿怡觉得自己好像太宠妹妹，但只要看到小雯天真的笑脸，她又觉得姐姐宠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小雯偶尔顽皮耍性子，惹得阿怡板起脸孔责骂她，但每当阿怡急得哭出来——毕竟她只是个中学生——小雯便会反过来哄姐姐，噘着嘴摸着阿怡的脸庞亲昵地说“姐姐别哭”。有时周绮蓁深夜下班回家，会看到两个女儿吵嘴后和好抱着一起睡的样子。

　　对阿怡来说，五年的中学生涯过得很不容易，但她还是熬过了，班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她的会考分数足够她升读预科^①，班导甚至认为她往后能进一流的大学，但无论老师们如何劝说，她都不为所动，决定中五毕业后便出社会工作。在父亲去世那一年，阿怡已做了这个决定，无论成绩如何，她也会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为的是分担母亲一个人赚钱养家的责任。

　　①2012年以前，香港沿用英式的五年中学、两年预科、三年大学的教育制度，之后才改成今天的“三三四”学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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