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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曲(5)

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岗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找不到。偏偏那时却患上了失眠症，愈急愈累愈睡不着。上海八九点钟，大家都熄灯在家里躲了起来。一个几百万人的都市，简直像座死城。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片漆黑，真是感到长夜漫漫，永无天明一般——” 　　“你的失眠症怎么了？现在还吃药么？”吴振铎关切地问道。 　　“有时还吃安眠药。” 　　“安眠药不好，我来给你开一种镇静剂，不太影响健康的。” 　　“来到纽约后，我的失眠症倒减轻了许多。一个月最多有四五晚。你不知道我现在多么贪睡，没有事，便赖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也不肯起来。”说着吕芳自己笑了起来，吴振铎起身执起银壶又替吕芳添上热咖啡，吕芳垂下头去，喝了两口，她把托杯子的银碟放回桌上，双手握着咖啡杯，一边取暖，一边出起神来。在朦胧柔和的暗金色灯光下，吴振铎突然怵目到吕芳那双手，手背手指，鱼鳞似的，隐隐地透着殷红的斑痕，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指，指甲不见了，指头变成了两朵赤红的肉菌，衬在那银亮的镂着W花纹的咖啡杯上，分外鲜明。吕芳也似乎察觉到吴振铎在注视她的手。 　　“这是我在苏北五七农场上的成绩。”吕芳伸出了她那只右手，自己观赏着似的。 　　“你到苏北去过了么？” 　　“在徐州附近劳动了两年，那是文革后期了。” 　　“从前我跟父亲到过盐城，那个地方苦得很呢。” 　　“现在还是一样苦，我们那个农场漫山遍野的杂草，人那么高。有一种荆棘，顶可怕！开一团团白花的，结的果实爆开来，一球球的硬刺。我们天天要去拔野草，而且不许带工具，拢下来，个个一双手都是血淋淋的，扎满了刺，那些刺扎进肉里，又痛又胀。晚上在灯下，我们便用针一根根挑出来。我这只手指甲里插进了几根，没有挑干净，中毒化脓，两只手指肿得像茄子，又乌又亮——只好将指甲拔掉，把脓挤出来——” 　　“吕芳——” 　　吴振铎伸出手去，一半又缩了回来。吕芳从前那双手，十指修长，在钢琴键盘上飞跃着，婀娜中又带着刚劲。吕芳很得意，手一按下去，便是八个音阶。那次在卡耐基礼堂中，肖邦逝世百周年比赛会上，吕芳穿着一袭宝蓝的长裙，一头乌浓的长发，那首《英雄波兰舞曲》一奏完，双手潇洒地一扬，台下喝彩的声音，直持续了几分钟。台上那只最大的花篮便是他送的，有成百朵的白菊花。吕芳一向大方洒脱，两人亲昵也不会忸怩作态。周末他有时请她出去，到Latin Quarter去跳舞，握着她的手，也只是轻轻的，生怕亵渎了她。他对吕芳的情感、爱慕中，总有那么一份尊敬。 　　“吕芳，”吴振铎望着吕芳，声音微微颤抖地叫道，“有时我想到你和高宗汉、刘伟几个人，就不禁佩服你们，你们到底都回去了，无论怎么说，还是替国家尽了一份力。” 　　“高宗汉么？”吕芳又拣了一块饼干，嚼了两口。 　　“你们回去还常在一起么？” 　　“没有，”吕芳摇了摇头，“他给分派到北京，那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次。” 　　“哦？” 　　“那还是六六年，文革刚开始，我给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有一天，在会堂里，却碰见了高宗汉。我们两人呆了半天，站在那里互相干瞪眼，后来我们没有招呼便分手了。那里人多份子复杂，给送去，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何必还给对方添麻烦？许多年没见到他，他一头头发倒白光了。” 　　“高宗汉，他回去造了铁路没有？他一直要替中国造一条铁路通到新疆去的。” 　　“通新疆的铁路倒是老早造好了，可是哪里有他的份？”吕芳笑叹道，“他回去没有多久便挂上了耳朵。” 　　“挂耳朵？” 　　“这是我们里头的话！”吕芳笑了起来，“就是你的档案里，思想栏上给打上了问号——”吕芳用手划了一个耳朵问号，“你晓得的，高宗汉是个大炮，他老先生一跑回去，就东批评，西批评，又说里面的人造铁路方法落后，浪费材料，这样那样，你说多么遭忌？有一阵子，国内真的有计划造铁路通新疆了，老高兴奋得了不得，到处向人打听造路的蓝图。他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个他们铁道部的工程师，还是个清华毕业生，大概是参加筑路计划的，他兴冲冲向人家盘问了一夜。那个人写了封信，密告到他组织里。那条铁路，通西伯利亚，与国防有关，一个留美学生，查问得那么详细，居心何在？就那样，那封密告信便像一道符咒，跟了高宗汉十几年，跟到他死那一天——” 　　“高宗汉——他死了么？”吴振铎坐直了起来，惊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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