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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与人权(3)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女孩子可以受教育了。不论男女，如果不受教育，就没有做事的能力，受了教育就可以胜任职业工作。妇女能受教育，有继承权，又不缠足，这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也就是在座各位太太小姐一生下来就有的环境。过去妇女所受的悲惨命运，你们不会了解，也不会有什么难过。我上个月在吉隆坡演讲时，谈到往日大陆上的贫苦岁月和我在河西走廊、太行山所受的种种痛苦，吃糠、挨饿，我讲得很痛心的时候，底下有人在笑。我很不愉快，我说：“你们为什么对这么严肃的问题会笑呢！”结果一位听众站起来向我道歉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太幸福了。过去妇女所受到的种种迫害，你们不知道，讲给各位听，大家不过听听罢了，因为各位太幸福了，一生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比从前完美的时代。 　　新的女性诞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新的女性诞生了，这个新的女性的意义就是刚才说的，在纳妾制度取消下的社会中，不缠足，有财产继承权、有选举、当选的政治权利，可以受教育和就业。然而，大家对现在得到的这些，却不珍视。在我这样年龄的人看来，各位三生有幸、祖上有德。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常常有很多的政治家、革命家，都希望能发明一种思想或制度，把人类所有的困难，一次解决，这种想法我们非常佩服，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问题总是不断地在产生，到了一个新的时间、环境，会有新的问题。好比现在空气污染问题，各位已习惯于它的存在，可是我这一代的人，觉得这真是怪事，空气还会污染吗？它竟然真的污染了。新的女性产生后，所面临的新的问题，虽然不再是传统的屈辱地侍奉男人的问题，但确是面临很多别的压力。这个时期，是妇女觉醒之后适应困难的时期。 　　我们觉得，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对奴隶来说，有人为你流血，发动战争，把你解放了，你至少该有感谢之情，事实上不然，很多奴隶不但没有感谢之情，反而痛恨林肯，觉得当奴隶很好，有人供应吃住，现在解放出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用大脑、体力，何必过这种生活呢？他们反而抱怨。同样地，新形象的妇女一旦呈现在社会上之后，有很多人不能适应。常听许多太太小姐们说，还不如以前的媒妁之言好，现在恋爱很辛苦。当然这是抱怨，真正要她回到那个时代，她也不会同意。这说明妇女必须适应新的情况。 　　新的妇女遭遇的压力很多。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上，妇女认为现在已经是新的女性，应该跟男人完全一样，可是，却逐渐发现并不一样，男人还是在很多地方占强有力的优势，妇女因而感到困扰、困惑、痛苦，甚至于起来进一步地反抗。所以现在有许多新女性，提出对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再检讨。我认为一个新的女性比一个旧的女性在某一点说来，困难和痛苦都要加倍。从前的妇女只要煮饭、带孩子，没有别的事情。现在的妇女要上班、上学，回家之后还要煮饭、带孩子，多了一倍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困扰。明明学识、地位、薪水都和丈夫一样，甚至还高些，可是回到家里，他是老太爷，你要伺候他，你一定会有很多懊丧。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适应期间，五千年的社会积压下来的许多残余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除，男人们总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 　　抗战时，一位朋友带着太太、两个孩子和很多行李逃难，到了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很高兴，拍拍胸脯说：“总算把他们都安顿好了！”这种感慨和表情都非常正常，但是也有一种显示，显示孩子和太太都是他的零件。男人们多少都有这种想法。记得刚来台湾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一个同事每天中午由太太送便当到学校。有一天太太送得迟了，我们都在吃，他一个人没得吃，饥火中烧，这时太太来了，他站起来照着太太的脸上左右开弓，打了两个响亮的耳光，他太太站在一边，好像心安理得地挨打。我们都跳起来，说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大家起哄要揍他，他惊讶的程度远超过我们，他说：“我打我太太，你们这是干什么，疯啦！”这就是观念问题，他认为太太送饭迟了应该打，他的太太也认为挨打是应该的，而我们却觉得不应该打人。 　　我们正处于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应做的是：每个人都要有“打人是不行的”观念——送饭迟了固然不对，打人可不行——使丈夫认识与太太是平等的，两人不过分工而已，在意识上不可以认为自己有权随便打人，有权把太太不当人；使社会舆论发挥制裁的功用，不允许发生这种欺负女人的现象。在这种困惑的时朗，包括事业与家庭上的冲突，爱情与婚姻上的冲突，以至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冲突，新女性的烦恼，与日俱增，这主要是由于男人仍残留有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总觉得没有机会则已，一有机会，还是要骑到女人头上。 　　妇女没有真正醒悟 　　事实上，妇女本身也没能做到真正的醒悟，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在潜意识中，还有三从四德的存在，好像菟丝花、牵牛花、爬墙虎一样，总要寄生在一个男人身上，才能存在。最近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家乡一句：“不可小看女人，因为男人的前途是看得见的，女人的前途是不可预测的，一旦嫁给一个王子，她就是王妃，一旦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就是富婆。”我承认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但这也是女权不能发达的原因之一，女人总是要攀附着男人——攀附着任何一件东西就表示自己不能独立。攀附着男人，又希望男人来尊重你，这很困难。妇女必须在意识上要能自立。关于这种自立，若干年前，有过许多奇怪的论调，比方“女人不要下厨房”，还有些人家里挂两块门牌，一个是“张先生”，一个是“王女士”。我相信真正的女权不在这方面，真正的女权是需要自己有充实的内容、独立的思想、人格和能力。 　　要谈到这些，这已不是女权问题，基本上是人权问题。因为不仅是女人受迫害，男人也受迫害。女人受迫害也不限于男人对女人的迫害，女人对女人的迫害有时还超过男人。我今早抄了一段《金瓶梅》中女人迫害女人的惨事，大家都认为潘金莲的反抗性很强，看见武大郎不漂亮，不想要他，他不肯离婚，就毒死他。我觉得这很了不，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大习惯民主政治生活，所以挫折感特别强，中国男人假定被一个女人甩掉，那自尊心简直破碎得无法收拾。武大郎应该答应跟潘金莲离婚，如果不答应，这种男人就应该把他毒死。但是，许多人认为潘金莲具有叛逆性，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爱情美满，勇敢地嫁给西门庆。我觉得潘金莲不是这么一个人，我来念一段潘金莲怎么打她的丫头的文字，给大家听： 　　因叫她（秋菊）到跟前，跟春梅拿过灯来，教她瞧踩得我这鞋上的龌龊，我才做的，恁奴心爱的鞋儿，就教你奴才糟蹋了我的。哄得她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擦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女人（潘金莲）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叫春梅：“与我踩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她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打乱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秋菊衣裳，妇人教春梅把她手扯住，雨点搬鞭子抡起来，打得这丫头杀猪也似的叫。 　　妇人打秋菊，打够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出来，又把她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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