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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八〇年代第十一愿是——愿中国人认真。 　　就在今年（一九八〇）三月份，报上刊出两则新闻，恭抄于后： 　　永和讯：老汉执著，为了四元的差距，不惜多花一百倍的钱，硬要证明计程车跑表不准，提出诈欺告诉。五十七岁的男子吴增忠，日前自汐止镇长安派出所，搭乘一辆〇四——三一五三号，日发车行，车陈誉奇驾驶的计程车，返回永和。至永和戏院门前下车，见车表跳了一九六元，加上过桥费共为二〇一元。吴某见状，即表示跑表有问题，而陈司机坚持自己的跑表标准。为了证实谁是谁非，吴君子是要陈君将车停妥，两人又叫一辆〇四——七五四九号计程车，直驶汐止长安派出所。然后重新计表，循当初路线，重返永和戏院，结果跳表为一九二元。与陈司机差四元，也就是少跳了一次。吴君为了四元差距，不惜花了四百多元车资，加以证明，然后告陈司机欺诈。陈司机向警方表示，他的车是二千二百西西，又是跑胎，与一般一千二百西西不同，况且一路上曾超车多次，路程自然会稍多。而且最后一次跳表，是刚要停时跳的。警方认为诈欺证据，似有不足。 　　板桥讯：一桩小小的违章建案，因为检举人锲而不舍，于八年间，一共检举了四十次以上，致案情不断升高。除承办员被处分外，连同附近的违建，亦可能被县府拆除。本案检举人刘黄歆歆，于七三年间，向台北县政府检举新店文化路三十一巷九弄二号楼住民钟君，利用法定空地，私自增加客厅、厨房、储藏室等违章建筑，请台北县政府依法取缔。但台北县政府并未积极处理。七七年开始，刘黄歆歆转向台湾省政府检举，而且将台北县政府及新店镇公所经办人员，也牵扯进去，指该违建能够领到镇公所的杂项执照，及其后面建筑物非法扩大建筑基地，系有关人员枉法包庇的结果。 　　台北县政府调查：钟君的房屋，系与附近十幢四十户公寓共同使用一张建筑执照，于七〇年兴建，七一年完工，其中有一部分未按照核准配置图样施工。台北县政府发给使用执照，显然不合规定。另钟君违建，新店镇公所发给杂项执照，亦与规定不符。因之责令新店镇公所吊销钟君违建执照，及追究承办人员责任，并通知新店镇公所及新店警察分局依法查报。至于未按图施工部分，因时逾十年，对当时法令，已无法重查，暂免追究（柏者忍不住插嘴，这鬼话说得幼稚，十年前的法令，向档案夹子里一探头便知，怎么会“无法”手哉，明明鼓励有钱大爷，只要瞒得久，拖得长，违法就成为合法矣）。由于台北县政府处理得太慢，处理的结果又不能满意，刘黄歆歆乃不断地向台湾省政府检举，共检举四十次以上。台湾省政府最后的指示是：有关违建部分，应依法处理。未按图施工部分，应由台北县政府依发照当时有关法令径行处理。刘黄歆歆在检举书中强调，她不断检举本案，是为了端正政风。台北县政府将来的措施，是否可以使她满意，不再检举，犹在未定之天。 　　前一则新闻刊出后，报上就有正人君子写文，讥讽吴增忠先生“小题大作”、“庸人自扰”、“神经病兼莫名其妙”。后一则新闻在编辑老爷的标题上，可看出人们的直觉反应，标题最后两行曰：“县府与镇所承办人都被拖下水”、“附近四十家违建户亦跟着倒楣”。意思很明显，承办人都清白无辜，硬被刘黄歆歆女士“拖”到泥浆里。而违建户本来快乐非凡的，也硬被刘黄歆歆女士检举得要无家可归。咦，贼老爷正在小馆大吃大喝，警察老爷可千万别动手，一动手就是“拖”他下水，教他倒楣矣。 　　——写到这里，想起一桩房地产生意：吾友曹某某于一九七七年间，在台北永和镇和桥头，定了一栋房子。落成之日，他不知道安分守己，竟请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派人去量面积，这一量就倒抽冷气，原来比图样少了好几坪。建筑商最初大跳大叫，又找了些身上雕龙画凤的道上朋友，出来摆平。可是吾友硬是干上啦，建筑商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开窍的家伙，只好自认“倒楣”，退钱了事。 　　这就教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矣：吾友孔丘先生，想当年困于陈蔡，饿得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观光饭店，教弟子仲由先生前去讨碗残菜剩饭。掌柜的曰：“我写一个字，你若认识，我就免费招待。”仲由先生曰：“我是圣人门徒，不要说一个字，就是十个字，都包下啦。”掌柜的写了一个“真”字，仲由先生曰：“这连三岁娃儿都知道，一个‘真’字罢啦。”掌柜的曰：“明明白痴，还说大话，小子们，给我乱棒打出。”仲由先生狼狈而逃，禀告一切，孔丘先生曰：“无怪你会挨揍，等我前去亮相。”掌柜的仍写一个“真”字，孔丘先生曰：“这是‘直八’呀。”掌柜的大惊曰：“名不虚传，你的学问果然大得可怕。”酒醉饭饱之后，仲由先生悄悄问曰：“老头，你可把我搞糊涂啦，明明是‘真’字，怎么变成‘直八’啦？”孔丘先生叹曰：“你懂个啥，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 　　呜呼，二〇年代时，胡适之先生有《差不多先生传》。四〇年代时，美军在成都有“马马虎虎俱乐部”。这正击中中国人的心窝。可能是在酱缸里酱得太久缘故，中国人不但不习惯于“差不多”和“马马虎虎”，而且对认真的人，最初是惊讶，然后是嗤之以鼻，再然后说他是神经病；最后则索性恨他入骨，一口咬定他“小题大做”、“百般挑剔”、“惹事生非”；再最后，泛政治的帽子出笼，他遂成为“别有居心”的国家蟊贼兼社会败类，只好追随仲由先生后尘，活活饿死矣。吴增忠先生为了求证司机是不是诈欺，不惜花费一百倍的银子，这正是认真精神，每一个人都有此认真精神，计程车就永远不敢捣鬼（柏老特别声明，我并不认为司机捣鬼，停车前跳表，是常见的事）。刘黄歆歆女士以长达八年的时间（正是中国对日本侵略焦土抗战的时间），去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那更是认真精神，和因认真精神而延伸出来的，不向邪恶屈服，要把是非弄清楚的倔强精神。 　　吴增忠先生和刘黄歆歆女士，已为中国人立下一个榜样——奋斗的榜样，认真的榜样。这正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态度。不妨瞧瞧世界，没有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是不认真的，不敬业的也。只有落后地区，才出现差不多和马马虎虎。等到大多数中国同胞都有认真精神，中国才能够迈上现代化富强之境；否则的话，再多的工厂，再多的高楼大厦，都没有用，将一直停留在粗糙的泥坑里，永远不能进入精密的轨道。 　　一个月之前，一位洋大人在台北跌进排水沟，他向台北市政府要求赔偿。报上登出新闻，柏杨先生就亲眼看到有些朋友摇头：“什么话，什么话，简直是欺负中国呀。”嗟夫，那不是欺负中国人，而是教育中国人，为中国人上了一课——怎么去据理力争。如果说四块钱是小事，一间违建是小事，一个倒栽葱也是小事，则哈是大事？一个人在小事上都不敢坚持原则，择善固执的人是好事之徒，温柔敦厚遂成了懦夫的遮羞布，也成了认真人哭丧棒矣。 　　无论如何，别教孔丘先生再叹气啦。“直八时代”让它死到十八层地狱，代之而兴的应是仲由先生“认真时代”。如果再麻木不仁，悠悠忽忽，恐怕灾难还要层出不穷，一直层出到大家都伸腿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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