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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混乱大国

　　八〇年代第八愿——斑马线安如泰山。

　　去年（一九七九）十月间，台北西门町闹区，曾出现一幕使人击节赞赏的镜头：一对由香港回国参加庆典的母女，被困在斑马线上，像被困在台风眼里一样，望着四面八方汽车滚滚，既没有本领杀出重围，只好抖成一团，抱头痛哭。呜呼，她们最大的错误，是把台湾当成了香港，香港的斑马线是行人优先的安全地带，却不知台湾的斑马线，另有妙用，似乎是专门为一些白痴设下的陷井。最近剪贴六〇年代的报纸，就看到一则两位护士小姐在斑马线上被压死的新闻。一时官嘴乱张，其声如雷，保证非改进不可。于是不久，吾友唐明道先生，就在新竹任教的清华大学堂门口的斑马线上，如法炮制，死在卡车轮下。官嘴再度乱张，其声再度如雷，同样保证非改进不可。而就在去年（一九七九），三重市格致中学堂女学生洪淑贞，起而破坏官嘴威信，也在斑马线上丧生。接着台北中学堂学生孔祥辉，被诱上斑马线惨死在巨轮之下，官嘴又要乱张，又要再来一个其声如雷之际，板桥国民小学堂工友吕福先生，跟唐明道先生同一命运，在校门口的斑马线上，也被撞得隆重崩殂。

　　看到一连串斑马线的伟大成就，对于身陷斑马大阵中的那对抱头痛哭的母女，不禁担心。那一天有没有发生“一次车祸，两条人命”，报上没有报导，大概二位前生积德，终逃大难。看起来外国的斑马线月亮，却是比中国斑马线月亮圆，凡是一口咬定中国斑马线月亮圆的朋友，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千万别心惊肉跳。呜呼，台湾的斑马线等于聋子的耳朵，早已有口皆碑，宏扬世界。而司机老爷的豪情万丈，也属奇观。有两位洋大人坐计程车，一路上翻江倒海，把他们吓得牙齿咯咯作响，司机老爷瞪眼曰：“有啥可怕的，包管平安无事，台湾司机，都是第一流的。”洋大人战战兢兢曰：“然则，第二流的何在？”司机老爷曰：“第二流的早都撞死光啦。”

　　在这种定义下，台湾司机不但是第一流的，而且台湾也成为司机的乐园。一位英国朋友有次表示他最喜欢台湾的交通秩序，这倒是天下奇闻，问他理由，他曰：“在英国开车，必须靠左边走，在美国开车，必须靠右边走，把人拘束得动则得咎。只有在台湾开车，靠哪边走都行，左右逢源，好不快活。”我一听这小子语带讽刺，卷起袖子，就要动粗，他曰：“老头，不要耍赖，你前年被撞，那辆车子是靠哪边走的？”一下子堵住尊嘴。一九七八年我老人家在台北北新路上，就是被靠左飞驰的家伙，干了一记，若没有太白金星暗中呵护，当时就脑震荡矣。然而，一直到今天，北新路上风光依旧，汽车机车脚踏车，照样左右开弓，想靠哪边走，就靠哪边走。根据柏老对官场的了解，必须等到撞倒一个大亨之辈，这种景观才有改变的可能，否则的话，恐怕要永垂不朽。

　　台北市长李登辉先生，曾于今年（一九八〇）一月二十二日起，以雷霆万钧之力，整顿交通，一霎时警察云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倒也立竿见影。最见影的地方是斑马线，心胆俱裂的行人，忽然发现汽车老爷竟然叽的一声停下来，而请他先行通过，那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从来没有的场面，受宠若惊之余，随之感激涕零。然而，两个星期一过，警察不见，一切又恢复草昧时代的原状，回首那一段短短的美好日子，恍如一场甜蜜的梦。

　　史书上常有一句话曰：“此非人力，乃天意也。”看起来我们之成为交通混乱大国，大概是上天五百年前就注定了的，要想改善，只有求告玉皇大帝手下留情矣。盖交通混乱问题像一座庞大冰山，斑马线不过露出水面的一个小角，如果钻到水面下瞧，准魂飞魄散。

　　司机老爷的训练，是冰山最最下面底层的一部分。台湾在这方面的努力，首先奠定了交通大乱的基础。盖驾驶训练，跟古代的科举，今代的恶补，一模一样，目的只在应付考试，不在实用。所以只都学生“上坡起步”、“倒车入库”、“路边停车”，凡考的都教，不考的都不教，于是，驾驶执照虽然到手，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敢上路，上路的朋友，全凭胆大包天。有一次，一位考取驾驶执照不久的老奶，以请吃小馆作诱惑，要我陪她兜风。既有吃的，当然就范，可是每逢遇到转变，她就叫曰：“老头，替我看看右边有没有来车。”几次之后，我曰：“这种事怎么总是烦我？”她曰：“教你坐在旁边，就是要你代我看看的呀。”我曰：“你为啥不看照后镜。”她一愣曰：“啥叫照后镜？”呜呼，她阁下连照后镜都不知道，却在马路上乱跑。她看我如铜铃，不禁哭丧着脸曰：“没人教我啥是照后镜呀。”

　　司机老爷大部分开车的知识和技能，几乎是闯天下闯出来的。闯得好，闯出万儿，成了第一流司机。闯得不好，就用不着说啦。壮哉，连身家性命的照后镜都不知道，斑马线更置之度外矣。而且知道啦也没有用，有些车子见了斑马线，倒是停上一停，让行人先走的，可是如果其他车子不停，仅一部车子停，等于白停。有些家伙像奔丧似的飞驰而过，还要照你吐一口痰，意思是：“他妈的，你可文明呀。”

　　目中无斑马线，当然也没有黄线。台北停车问题，已到了严重阶段。记得六〇年代时，美国对大学生作一个调查，问他们最烦恼的事是啥，结果停车问题占第一位。我老人家当时就一百个想不通，一直到八〇年代，才算想通。盖六〇年代时，台北汽车不多，想停哪里就停哪里（当然，想停到平交道上可不行）。如今汽车多如蚂蚁，想停到哪里就偏停不到哪里，能停到黄线上还算三生有幸，有时候想找个黄线停都找不到，早已客满啦。台北市政府曾发出恐吓，谁要再停到黄线上，就要把它拖到六个水门。结果五分钟热度一过，黄线的权威仍然泡汤。事实上，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黄线可以取消。而且，有些地方不过是霸王线，像有些大衙门，包括有些大店铺——如银行、公司之类，或仗着热诚在，或仗着财粗，索性把门前的国有土地，收归私有，画上黄线，即令空着，小民的车也不能停。看情形将来终有一天，为了停车的争执，要头破血出。

　　仍是一个古老的建议，维持交通秩序，唯一的途径是重罚——当然是公平合理是的重罚。决不能诉诸公德心，只有诉诸重罚。除了重罚，纵是观音菩萨加李铁拐先生下凡，都没办法。这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可是一谈“法治”，儒家系统的“礼法”就蠢蠢而动。台北某报的“短评”老爷，就是一例，他曰：“处罚的吓阻作用，仅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维持长久。必须培养驾驶人的礼让风度，才是整顿交通的根本之道。”呜呼，有此一念，台湾的交通就铁定非大乱到底不可。“礼治”数千年矣，已把中国搞成今天这种样子，再抛弃法治，而礼治下去，中国人无噍类矣。盖恰恰相反，礼让不能持久，必须重罚，才是根本之道。没有“罚”的支持，“礼”就不能生根。

　　吾友虞和芳女士在德国，一天晚上开车，看看左右没人，就闯了红灯，结果被附近的德国佬从窗帘缝中发现，告了一状，罚得她泪流满面，她曰：“并不是洋大人都知礼守法，实在是罚怕啦。”一个朋友在美国就有过一桩精彩艳遇，他阁下以台湾第一流司机的雄姿，在马路上左穿右插，如入无人之境。想不到一个洋大人尾追数十里，直追到家门口，用手枪指其胸脯曰：“我以后再发现你还不守交通秩序，就教你四脚朝天。”吓得他以后开车，比孙子还乖。咦，只有在阻吓之下，才产生自我约束的力量。靠礼让，不过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一个国家的交通秩序，是一个国家的容貌。这个国家是不是健康茁壮，从它的容貌上可获得最重要的印象。我们并不为了做给洋大人看才去改进，但对镜自照，看见青筋暴胀，疮脓交加，难道不心如火焚乎哉。

　　小民听到的空话多啦，在八〇年代，我们盼望行动。呜呼，用权力整顿交通，易如反掌，只看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能力，反这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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