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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称呼名字

　　八〇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名也，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贤”，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朋友或分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羡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类。一旦挺尸，就又有谧号，皇帝老爷谧他“襄”，他就是“王襄公”，谧他“文正”，他就是“王文正公”。

　　不特此也，一个人一旦修炬到拥有摇尾系统，地名也会变成人名。袁世凯先生原籍河南省项城县，马屁精遂称之为“袁项城”，黎元洪先生原籍湖北省黄陂县，马屁精遂称之为“黎黄陂”。圣人也有同样毛病，程颐先生原籍河南省伊川县，他就成了“伊川先生”。朱熹先生原籍安徽省婺源县，大概“朱婺源”不太好听，恰附近有座紫阳山，他也就成了“紫阳先生”。

　　多如牛毛而且奇形怪状的名字，罩到一个人头上，固然不至于把他压死，可是却能把别人累死。——尤其是现代的学生老爷，整天埋头苦背一些死人的这种无聊透顶的称谓，万一得了脑充血，真是死不瞑目。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从遥远的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开始，就有“讳”的介入，使花样繁多的人名，更危机四伏，成了老虎的屁股。遇到武林高手，摸得好，摸得妙，能把考虑摸得舒舒服服。如果学艺不精，一下子摸错啦，它回头一咬，尊头就要落地。夫“讳”也者，是一种专制政体下，用政治的和礼教的力量加到名字上的文字魔术，于是老虎屁股遂升了格，不但危险，而且神圣。

　　尤其是皇帝的名字，绝对地凛然不可侵犯。西汉王朝刘邦先生因名字叫“邦”，中国文字中，“邦”就没有啦，统统改成“国”。隋王朝杨坚先生的爹叫“杨忠”，中国人从此就不能“忠”，而只能“诚”。后晋石敬塘先生，名字中有“塘”字，姓唐的朋友就倒了楣，唐谷先生只好改姓为“陶”。中国人固然招架不住，洋大人也得遭殃，唐王朝李渊先生，一坐龙廷，朝鲜王国的宰相渊盖苏文，就得成为泉盖苏文。老牌圣人孔丘先生的“丘”，更害苦不少人，写起来不但要缺一笔，读起来还要读成“某”，或读成“期”，而且天下姓丘的朋友，一律都是加个耳朵，改写为“邱”。最著名的一次是，李贺先生的爹名李晋肃，“晋”“进”同音，他就不能进士。

　　呜呼，吾友许美英女士，她之所以一直留在中国，不敢前往美利坚和英吉利，其故大概在此，盖两个均犯她的讳也。看样子我老人家一旦抖了起来，全世界的柏树都得改成“龇牙树”。

　　——现在，台湾各级学堂的课本，还有“句践复国”的惊险镜头。明明是“勾践”的，只因宋王朝有个皇帝赵构先生（他阁下以诬杀岳飞先生闻外于世），构勾同音，勾践先生虽古代帝王，也难逃此劫。这种封建残余，一直到今天都阴魂不散。

　　这些都是大家伙，其实即令芝麻绿豆，也威不可挡。一位赵宗汉先生，把“汉”字视为蛇蝎，规定凡是“汉”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他太太去拜罗汉，他儿子在读《汉书》，麻烦就大啦。家人向他禀报曰：“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教习在教兵士书。”另一位田登先生，不但“登”不准碰，任何跟“登”同音字也不准碰。正月十五日上元日，他阁下出布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盖小民既不准点灯，只好放火矣。

　　讳的故事，可写一箩筐，好在这种禁忌已被淘汰，总算笔下逃生，中国人得以喘一口气，也是一大功德。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官衔”的困扰，使中国人名字，进入老虎屁股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官衔是荣耀。而名字反而成了痛脚。盖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万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当官不但有黄金屋，而且有颜如玉。知识分子只有此路一条，除了此路，别无他路可走。所以官衔遂成为衡量身价，甚至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故从前就有“官大人品高”的金言警句。“狗屎蛋”一旦当了八品小官，学名表字别号一笔勾销，大家就得称他为“老爷”。一旦当了七品稍高之官，大家就得称他为“大老爷”。等而上之，官位更升，则大家就得改口称他“大人”。嗟夫，读者老爷读过十九世纪跟中国有交往的一些洋大人笔记乎，笔记里清王朝的官员，几乎全是“赵大人”、“钱大人”、“孙大人”、“李大人”，真正是到了没有名字的世界矣。

　　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于是他就成了“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军，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挡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屎蛋”，而是叫他“慕圣”、“羡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皇帝和流氓，圣人和妓女，都有相同的人权和人格，谁都没啥特别。人工造成的距离，文字魔术造成的幻象，应该全部扫地出门。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这是为了记忆。官衔少出口，这是为了温暖。张三就是张三先生，李四就是李四先生，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先生。不能因为王二麻子忽然当了部长，他就成了“王麻公”，或成了“王凶牙”——假使他原籍是匈牙利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大丈夫应该真正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果心急难熬，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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