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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大愿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仅一九八〇年驾临，一九八〇年代也同时驾临，双马并驰，响声如雷。柏杨先生对世界大事，从来不管，这不能怪我，像霍梅尼先生在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以及俄国大军占领阿富汗，他们事先既没有和我请示，事后又没有向我报备，所以我也就懒得面授机宜。值此大地春回，隆重开笔之际，盼望一点小事，前瞻几桩美景。 　　吾友冯延已先生，十世纪大诗人也，有《长命女》一词，语曰：“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同为梁上燕，岁岁长相见。”于是柏杨先生也有词焉，名《长命男》，词曰：“春日宴，香烟一支咳一遍（烟吸的太多，不咳嗽不行），磕头陈六愿（磕头比再拜更正心诚意，十世纪距今整一千年矣，一千年才多出三愿，不能说冒犯天威）：一愿取消籍贯，二愿吃饭分饭，三愿直呼名字，四愿联考改变，五愿不再托人带东西，六愿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吟诗已毕，请听宏论。 　　第一愿是——取消籍贯。 　　在三〇年代之前，中国人见面，往往问曰：“老哥，吃饭了没有呀？”于是被洋大人讥为吃饭的民族。有些中国同胞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认为洋大人见面时那一套，才是经典之作，美不可言。夫洋大人见面，昔之时也，还多少有点关心，所以曰“好都有都”。前之时也，已退化为没话找话，曰“哈罗”。今之时也，为了节省能源，就只剩下一个音节，曰“嗨”，不过表示看见你罢啦，“嗨”了之后，各奔前程，你是死是活，他毫在不乎。中国同胞所以把吃饭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小民都在半饥饿状态，常常空着肚子投亲投友。柏杨先生幼时，常看到大人们相逢的场面，一把抓住远客，号曰：“闲言少叙，填饱肚子再说。”人生温暖，就在此一句。 　　以上是老朋友见面，如果是新朋友见面，则另有一种问法，除了问他尊名大姓外，准问他曰：“府上是哪里？”即你是啥地方人呀。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个省，立刻大喜若狂。——即令不同省，只要邻省，也是一样，贵阁下不闻“直鲁豫大同乡”乎哉。大喜若狂之余，就急急追问哪一县，如果再是同县，就更手舞足蹈，再急急迫问哪一村。于是，两个陌生的家伙，可能刹那间成为通家之好兼刎颈之交。 　　乡土之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盖人不亲地亲也。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了两千余年，仍开枪开炮打回巴勒斯坦，以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都是对乡土的眷恋。然而，一旦乡土之情变成了法定的“籍贯”，就成了人为的桎梏。 　　世界只有中国对“籍贯”百般珍惜。这玩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的条件，可能跟专制政体下的奴隶制度、兵役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考试制度有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时代，上自国王，下至封国的国君，都有固定的田亩，金枝玉叶们当然不肯御驾亲耕，全靠家奴苦干。为了防范这些倒楣的朋友开溜，就用名册登记，限制在一个地方，越此一步，活活打杀。后来奴隶制度崩溃，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时，又发生兵役问题。兵役问题实质上是逃兵问题，那时候当兵，比不得现代当兵，那时候当兵，老命不如一屁，于是有些人举家远走高飞，有些人则单枪匹马，脚底抹油。 　　反正不管怎么吧，跑了神跑不了庙，有名册在焉，一旦捉住，立刻押返原籍——有名册在焉的故乡。押回去之后，查对清楚，当然有罪受的，不必细表。和防范逃兵同时产生的，还有文官制度，更使“籍贯”一项，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盖专制政体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回避本籍”，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本地人都不能在本地当官——当“吏”可以，吏是三四流以下的小职员。四川省人不能当四川省长，龙岩县人不能当龙岩县长。盖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小民抗暴谋反。本省本县人在本省本县当官，因乡土关系，亲友密布，最容易官民结合，一旦揭竿而起，那种瓜蔓似的子弟兵，可能使皇帝老爷坐不稳龙墩。为了防范未然，所以才教那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才，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越远越好。 　　六世纪九〇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教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尸。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则不然，它不但跟美容无关，干掉它反而更增妩媚，而且在实质上还帮助肠胃消化。它阁下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去坟墓安息啦。 　　官老爷可能考虑到“籍贯”与选举有点牵连，某省产生若干委员，某县产生若干代表，如果不标明籍贯，怎么选举乎哉。咦，纵然贵阁下的籍贯是湖南，如果回到湖南，不住够法定的年数，你也选不成。而柏杨先生的籍贯是河南，在贵湖南住够了法定年数，我想选张三就选张三，想选李四就选李四，想选王二麻子就选王二麻子，盖选举根据“户籍”，不是根据“籍贯”也。呜呼，在新生代的小朋友身上，更可看出“籍贯”的毫无意义，广东省年轻人对广东省一无所知，江西省年轻人连江西省在哪里都摸不清。如果仅靠着“籍贯”来慎终追远，那就更其乱如麻。河南人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吾友苏三女士起解的地方）大槐树下摔铝片摔到河南的，福建人更多半是八世纪时的河南人，台湾人更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为啥只慎终追远后半截，而不慎终追远前载截乎哉？有本领的人千万解释给我们小民听听。如果前半截也算，台湾人籍贯应改为福建、广东，福建人籍贯应改为河南，河南人籍贯应改为山西，山西人籍贯应改为匈奴和沙陀矣。呜呼，累死人啦。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地“出生地”。欧美朋友都是只记载出生地的，照样办他们的选举，而且办得更漂亮。“籍贯”在今天唯一的功能，是加深并加宽地域观念的鸿沟。当我们的物质文明正拼命地现代化之际，精神文明上，也应该紧跟着现代化，千万别紧抱住僵尸不放。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于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而且，泥土的芳香和故园的眷恋，事实上只是童年的怀念。老一辈怀念的是他们儿时的乡土，因为工商业发达和交通太过于方便，所以新生代怀念的则是台北的圆通寺、高雄的大贝湖。不要把孩子的乡土硬生生地跟父母的“籍贯”结合，那时代已一去不返。 　　我们建议取消“籍贯”，只记载出生地，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培养中国人开阔的胸襟。现在已是太空时代，还有人坚持着在小圈圈的“籍贯”里跳来跳去，实在使人着急。在八〇年代中，我们愿看到“籍贯”化为乌有，而各省各县的同乡会之类，也都该停止营业。文明进步神速，说不定九〇年代，出生地只记载国别，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生地恐怕只记载“地球”就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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