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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地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得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地套到头上，套得两眼昏花，招架不住，“无行”送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分子只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捍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音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局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他辛苦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辽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找到开封，把后恶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汉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地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狸威，狠狠地筑上一钯，借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不可闻也，臭而不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烂，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一旦能狠狠地把对手干上一记，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地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人良心的机会。不地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贾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知识分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剐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地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丑闻会自动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分子身上，佳话会自动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贬得一文不值。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得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于，专拣软的捏。没权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分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上。你只要胆敢批评某一幅画或某一部书，对方只要一句话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气和状，然后悠悠叹曰：“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罢啦。”一切公论，全付落花流水，甚至还可能惹得一身膻腥。 　　问题是，偏偏也有不相轻的。夫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炉火中烧的作家——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轻视别人。然而在“无行”和“相轻”两块巨大的夹板之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遂倒了八辈子霉，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个石子，否则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前击后攻，无不大败。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分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分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得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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