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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医大阵

　　住在美国加州的薛俊枝女士来了一封信，叙述她的母亲薛太夫人住院的奇遇，以及最后还是被糊里糊涂医掉了命的经过，不禁汗流浃背。呜呼，我们过去所谈的恶医，不过只是个别的焉，而薛女士所陷的，却是恶医大阵。除了恶医外，还有恶护士。重重绊马绳，叠叠杀人坑，那就没法度矣。

　　薛俊枝女士信上曰：

　　我妈逝世快九年矣。我的家庭背景秀是单纯，父亲是位识字的小商人，母亲小学毕业。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父亲一生吃苦受累，用一双手养活我们全家，我妈除了帮父亲做小生意，就是洗衣烧饭。为了抚养我们姊弟三个成长，为了我们姊弟三个受教育，父母牺牲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平常根本不懂什么检查身体，发烧就打退烧针，发炎就吃消炎片，有病也撑着说没病。我们姊弟三个，除了忙升学，就是忙出国。我们不认识高官显贵，没有显赫的亲朋（柏老按：这就注定她母亲的命运），我们姊弟总认为等我们长大成人，父母就不再受苦，有福可享。谁知天不遂愿，我妈是一九六七年冬，突然大出血晕倒，送到台大医院的，经医生检查后送回家。等检查报告下来，说她害了癌症，而且已到了二期，必须住院割治。父亲和弟弟商量，这种病要很多钱，所以考虑住什么医院。当时大弟在军中服役，所以我母亲就住进了三某总医院。主治大夫是明啥啥先生，左查右查之后，决定阴历年开刀，而这时已拖了一个多月，我妈在开刀那天排第三号。前面两位病人和我妈害的是同样的病，但比较轻，只不过一期。可是，当第一号手术完成之后，病人一直昏迷不醒，不敢送回病房，后来终于逝世。第二号当时就死在手术台上。明啥啥拒绝再给第三号——我妈——开刀，换为物理治疗。这就应了你老人家的话，病人交到医生手里，就全心全意依靠他，他怎说，父亲弟弟怎么应。

　　接着几个月的物理治疗，在啥民总医院照钴六十。罪是怎么受的，我都没有看见，那时我在美国，爸妈瞒着我，怕我担心害怕（可怜天下父母心）。数月后明啥啥检查，说完全好了，说可以出院，我妈就出院了，可是不到三个月，又大量出血，人开始瘦下去，父亲弟弟急得找到了徐千田大夫，徐千田大夫要立即开刀，于是又住进了台北省立医院。徐大夫剖开我妈的肚子一看，叹息曰：“迟了一步，可惜可惜。”原来癌菌不但没有杀死，而肠子却被钴六十烤焦，太脆弱，医生碰也不敢碰，所以给我妈在肚子上造了一个人工肛门，再缝起来。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叔父来美，告诉我妈的病，我立即收拾回到台北。进了家门，见到我妈完全脱了人形，每天都要用吗啡跟“痛”来搏斗。九月，我妈又开始出血，又回到三某总医院，急救输血。从此出血输血，由两个星期减为一个星期，由一个星期减为二三天，最后上午输血，下午就流出，再最后，血管僵硬萎缩，输不进去。十月份起开始昏迷，十月六日夜去世，我们全家四口饱受熬煎，眼睁睁看她离开，留给我们姊弟三人无穷的悔恨和遗憾。

　　我不知道主治医生是仁医还是恶医，我简直不知道如何下判断。一条人命在医生眼中，大概算不了什么，我妈就这样被断送性命。我恨我父亲不马上再去找别的医院开刀，我也恨明啥啥不转送给别的医院开刀，而主张物理治疗。我更恨啥民总医院那位医生，为什么用钴六十烤肠子，而不烤癌菌。

　　我相信今天像我这样家破人亡的情况很多，台湾的医院、医生、护士，大都缺少丰富的仁心与爱心。今天，我喜欢美国，在这里，穷也是过这种日子，富也是过这种日子。我妈住三某总医院时，我随身要带二三万元以备急需。我妈要输血，我得跑到红十字会去买血。输血要输血管，我得跑到药房去买成打的输血管，全背在身上。医院没有病床，我妈就躺在急诊室里，小床二尺宽，四尺高，我得随时看着她别滚下来。医院连被单都不给，我把全家的被单都拿来用。我妈浑身血渍，医生竟毫不掩饰地表示“恶心”。看病的时候，除了医生，还有学生——实习医生，还有来来往往过路的病人。诊治时拥来一大群，我妈被检查得全身发抖，我泪流满面地抓住她，恨不得为她分担一点痛苦。大概他们看我和我妈拥在一起悲哀痛哭的样子，十分有趣，护士以及那些未来的“仁医”们，都笑了起来。这件事我一辈子不能忘记。我惶惶如丧家之犬，整天呆在医院里，不敢得罪她们。要打针得找她们，要输血得找她们，请医生也要找她们，我恨不得向她们下跪，救救我妈的命。那时小弟也服兵役去了，请假回来不准。父亲日夜不能成眠，卧床在家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支持。我是一个基督徒，若说这份罪是上帝的惩罚，那个有眼无珠的上帝，不要也罢。

　　还有一幕不能忘记的，就是三某总医院的一位护士小姐，短短胖胖，是急诊室的专任护士。有位母亲带着一个发高烧的孩子来急诊，实习大夫立刻拿着盐水、针管下手（在台湾，我所看到是，只要发烧，就注射盐水针，不懂是啥道理）。那根长针，柏老，不知你见过没有，东插一针、西插一针，头上、手上都试了，针就是插不进去，一下子就滑出来。孩子哭得快要断气，可怜的母亲一串串的眼泪往下流，最后她大着胆哀求那位护士说：“请大大夫先来看看，再给孩子打针。”那位护士勃然大怒，嗓门升高了十度，骂起来：“什么大大夫，小大夫？没有小大夫，哪里有大大夫？”那位母亲连忙认错哀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已半个小时，孩子受不了。”我和那位母亲同病相怜，看她心如刀割，我就悄悄地站到跟前，怕万一她碰墙自尽，我好拉她一把。后来那位乱插针的“小大夫”终于放弃尝试，叫来了“大大夫”，把针插入，总算是雨过天晴。

　　这种“天使”，这种“仁术”，我宁可去自杀，也不去看这些嘴脸。不知道他们生不生病？他们的家人生不生病？还有一次，病人需要立即开刀，开刀房没有水（那时台风刚过），所以工友就用水桶（那水桶是黑的，还有锈），一桶一桶地往开刀房提，大概是用来消毒的吧。幸好没有停电，否则医生摸着黑，给病人开刀，那才是绝技。

　　还有一次，托我的老师许宗尧先生，找到啥民总医院副院长，请求收留我妈，副院长立刻吩咐下去。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我们母女上拉到啥民总医院的急诊室，不到十分钟，放射科的主任“亲自”带着一群随员要下楼探视。我想他大概不晓得来者是何许人物，竟能劳动副院长亲自下手令。但一看我们母女枯焦干瘦，衣服褴褛，好像饭都没得吃的，身旁又没有嘘寒问暖，他就明白了一切，问了没两句话，站了不到五分钟，就呼啸而去。那一刻，我们的自尊心完全破碎，只觉得死了比活着好。不久又有一位女医生下来问话，千遍一律，给我妈输血，要我立即去买血（就在啥民总医院里面）。我先去排队领买血的证明，再去排队付款，再爬到三楼（记不清了）去领血，再送到急诊。放心不下我妈一个人在病床上，急得我团团转。柏老，柏老，这种煎熬，你可经历过？孙观汉伯伯要我扬善隐恶，我实在做不到。累积起来的恨，不是局外人几句话化得开。

　　在美国，我住过三次医院。在美国这样社会里，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一切都是由医院负责，我丈夫用不着装着钞票，来医院陪我，他完全放心。在医院里吃喝随时供应，每天一定铺床、换床单、换冰水，为病人洗身、洗头发（依病人自己的意思），帮助病人行动。护士们都面带微笑，随唤随到，哭丧着脸的太少了。医生最少每天来看你一次，和善地开玩笑，捏捏你、逗你，没有一个板着脸训话的……这样的医生、护士，你当病人的会不安心？说句老实话，就是被他们治死，我都觉得应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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