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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孝道和新孝道

希腊人把“爱”分为三大类：一曰天伦之爱；一曰夫妻之爱，包括兄弟姐妹之爱；一曰朋友之爱，延伸到对智慧、对正义的热情，和对其他动物、其他事物的喜悦。 　　天伦之爱和夫妻之爱，猛一瞧是一回事，实际上却不是。这可用一个故事说明：春秋时代，郑国君主姬突先生，要杀他的宰相祭仲先生，就跟另一位大臣雍纠先生密谋如何如何，一切布置停当，只等下手。想不到雍纠先生的妻子是祭仲先生的女儿，知道了这个消息，左右为难起来。这真是人生历程中最可怕的选择，守口如瓶则老爹丧命，透露风声则丈夫挺尸。无可奈何中，她请教老娘曰：“父亲与丈夫哪一个重要？”老娘曰：“爸爸只有一个，而人人都可以当丈夫。”结果是雍纠先生的脖子一刀两断。这位老娘一定是什么大学堂毕业，不然不会有如此高深的学问，一语道破天伦之爱和夫妻之爱基本上的差异。 　　盖夫妻之爱的特质是不稳固兼十分脆弱，谚语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大多数的海誓山盟，都抵挡不住一场大灾难。天伦之爱则恰恰相反，注定了不管天翻地覆，其爱不变。柏老常想，上帝老爷当初造人时，一定在人身上特别多放了十公斤的天伦之爱，组成一个有天伦之爱的高级社会。一些老爹老娘无穷无尽为儿女牺牲的种种奇怪行为，真教禽兽们大感不解。三〇年代一位福建籍的女作家冰心女士，对她娘亲一直深深地怀念，她小时曾问娘亲曰：“你为什么爱我？”娘亲捧着她的小脸曰：“不为什么，只为你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天伦之爱的特质，为爱而爱，没有条件。儿子腰缠万贯兼学问包天，固然爱得不得了；儿子是个白痴兼穷酸，同样爱得不得了。女儿美丽兼贤慧，又是打狗脱，固然爱之；女儿是个麻子脸兼歪嘴，更爱得不像话。吾友王晓民小妹遭遇那种惨事，父母大人二十年来含辛茹苦，服侍在侧，如果换了丈夫老爷，恐怕早就远走高飞。 　　中国人更进一步地把天伦之爱加以分类，并分别地加一个专有名词。父母对儿女是一种下倾的爱，名之曰“慈”。儿女对父母是一种上报的爱，名之曰“孝”。就在这种分类上，显示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大大不同。在洋大人社会，“慈”占着一个拔尖的地位，洋电影焉、洋电视焉、洋小说焉、洋学堂焉、洋家庭焉，到处都有一个幽灵，随时随地耳提面命曰：“爱孩子，爱孩子”。所以有人称美利坚是“儿童的乐园”（下一句就难听啦，曰“老年人的坟墓”，那些被美国儿女接去“奉养”的老爹老娘，似乎忘了下一句）。洋大人很少教孩子们孝的，根据柏杨先生四处打听的结果，英文里好像根本没有“孝”字。这不是说洋大人不知道爱父母，只是说洋大人的文化是以下倾为主的焉。 　　孝文化是中国的特产，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上报为主的文化。夫什么社会，就产生什么模式的道德范畴。中国孝道的源头是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这古老的社会结构，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实在很长。在这种稳定的文化体系中，财产和权力的转移，有赖于老爹老娘的赐予。小子们如果在老爹尊肚上练两个武功，或教老娘当长工，恐怕结局是啥也没有。所以凡是表达中国文化的东西——诸如用文言文写的书，几乎字字行行，也都有一个幽灵随时随地敲打着尊头，喊曰：“孝顺父母，孝顺父母！”而很少提醒老家伙们去研究研究儿童心理。 　　这种古老的孝道，花样繁多，不能备载，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对年轻人五花八门兼惨不忍睹的要求，也越层出不穷。卫道之士左拼右凑，著成一部巨著，名曰《孝经》。一部书一旦自称或被称为“经”，那就具有谁敢碰它谁就要倒楣的威力。于是不久就把孝道神话起来，认为只要《孝经》一读，孝道一行，人类一切纷争都没有啦，天下非太平不可。西汉王朝时，吾友张角先生，揭竿而起，反抗当时的暴政。就有一位大臣向栩先生，向皇帝老爷建议曰：“不须兴兵，但遣将于黄河向北读《孝经》，贼自消灭。”幸亏皇帝老爷和满朝文武（他们都是把《孝经》读得滚瓜烂熟的朋友），对《孝经》的威力，没有那么大信心。可是，一千五百年后的北洋军阀，却是有这种信心的，他们在他们割据的地盘上，教学生猛念《孝经》，认为《孝经》可以消除年轻人的锐气，可以抵挡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 　　因为要研究孝道，所以不得不往古回溯回溯，否则就没有根啦。学问庞大之士写文章，都是如此，称这为历史背景。柏老正力争上游，不得不努力效法，为的是用不着拉嗓门喊叫，阁下就可看出，我们所建议的新孝道——解决两头利刃的方法，跟古孝道大大不一样。古孝道的精神是“为父母活着”和“为祖宗活着”，主要的在保护老一辈，老一辈势如泰山压顶，有百是而无一非——君不见有句话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年轻人被束缚得连牙都不敢痛。就在一九一〇年代，终于激起了“非孝”的反动。现在我们说的孝道，非只是为了保持老一辈，也是为了保护小一辈，保护社会的安全，和保护人类的延续。所以不是开倒车，更不会开到月台上，我们的孝道有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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