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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回 进图画郑侠谏主 咏诗句苏轼贬官(2)


  郑侠见国事日非,辅臣益坏,更加激动忠愤,取唐朝宰相数人,分为两编,汇呈进去。如魏征、姚崇、宋璟,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称为邪曲小人;又以冯京比君子,吕惠卿比小人。那吕惠卿得了消息,如何不气,遂参劾郑侠,讪谤朝廷,以大不敬论。御史张璪,也迎合吕惠卿,刻奏冯京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因此获罪,罢谪英州;冯京亦罢参政,出知毫州。安石弟安国,任秘阁校理,素与安石意见不合,亦斥吕惠卿为佞人,也坐与郑侠交结,放归田里。

  吕惠卿本是个狡猾小人,与韩绛在中书处,互相嫉妒,时常因事争执,又因自己已为辅臣,地位稳固,惟恐安石再来,处处想谋害安石,凡可以杜绝他来路的法儿,莫不做到。却巧蜀人李士宁,自言能知人休咎,且与安石有旧交,竟要借此兴狱。幸赖韩绛暗里维护安石,从中阻挠,将士宁杖流永州,连坐颇众。韩绛恐吕惠卿先发制人,连忙密请神宗,再用安石。

  神宗亦复记念安石,即召他入朝。安石奉诏倍道前进,七日入京,晋见神宗。神宗见面,便问一年来卿有何著?安石忙将注释的《诗经》、《书经》、《周礼》,呈上奏道:“臣奉命设经义局,督同吕惠卿及臣子王雱,加紧撰述,现在先成了三部,请陛下御览。”

  神宗略看了一看,下诏颁布天下学宫,名为“三经新义”,以后士子应试,都要以此为主,不许再有杂说;又奖叙著述之功,加安石左仆射,吕惠卿给事中,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因是现任首相之子,不得不假意推辞,奏章上去,吕惠卿在旁劝神宗批准。

  原来王雱为人,阴险刻薄,比安石更甚。却很有才气,十几岁上,已是著书立说,动笔万言。因见父亲所用的都是少年新进,屡次想出来做官。安石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不便推荐,想把名气弄大,由神宗召用。王雱急于出仕,如何耐得,求着父亲,说是经筵一职,与政治无关,可以做得。

  安石便荐为崇政殿说书,后来又兼了经义局修撰,好容易修成了书,满拟可以青云直上,岂知又为惠卿所阻。安石父子,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把个吕惠卿恨如切骨,没有一刻不图报复。恰巧御史蔡承禧,参劾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行奸。惠卿居家等候消息。王雱趁此机会,暗唆中丞邓绾,再上一本,把惠卿挤倒。

  那邓绾因为安石罢职的时候,曾经附和惠卿,深恐安石怀恨,正要找件事情见好于他。遂即想出一个贪赃枉法的大题目上了一本,说惠卿之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缗,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均分。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审讯,一时却找不出什么真实证据,先将惠卿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也由邓绾劾他与惠卿同恶相济,出知潮州。那华亭县张若济与惠卿之弟押在监狱。

  过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变,瞒着安石,与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商了一计,将这案件,夹杂在安石划过行的别样公事内,送到刑狱里去。安石还困在鼓里,衙门中的书吏,有和惠卿联络的,忙写信知照惠卿。惠卿捏着这个错处,如何还肯放过?上书直达朝廷,说安石一件事如此,其余可知,请治以矫命罔上之罪。

  次日早朝,神宗将这道奏疏递与观看,安石力陈冤枉,退朝回家,心内总有些疑惑。便叫王雱前来细问,王雱不能隐瞒,才将实情吐出。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说我一世的名誉,为你丧尽了。王雱盛年负气,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这一气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终日爵闷,不久生了背疽,医治不愈而死。

  从此,神宗也觉得安石行为不甚正当,恩眷渐衰。还有个不识起倒的邓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没有靠山。上言安石功高,朝廷应该录用他的儿子女婿,并赐第京师。神宗就将这奏章,交于安石观看。安石一时下不来台,只得奏道:“邓绾身为风宪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伤国体,请陛下重治其罪,以肃官箴。”

  神宗遂将邓绾贬知虢州。

  安石经此一事,心内愈觉不安,又因悲痛儿子,举动改常,连疏求去。神宗亦即准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

  安石到了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乃是指吕惠卿的,有时且直言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书,有“无令上知”、“无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乃指冯京而言。京与安石同年,故称齐年。神宗遂以冯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又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参政同升。吴充请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又荐孙觉、李常、程显,神宗依奏召用,独知湖州苏轼,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

  那苏轼因何得罪呢?原来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无事,常常借着吟诗,讽刺朝政。尝《咏青苗》道: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道: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道: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道: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数首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遂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太皇太后适在病中,神宗入内问安。

  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因赋下狱,莫非有人中伤他么?且文人咏诗,乃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之意,理应熟察为是。”

  神宗连连答应。吴充也替苏轼力辩。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以为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谴,当为卿贷其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之辩白,他人反欲害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

  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之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说他确有不臣之心,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吹毛求疵。”

  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同一举动,隐想联络,均非严办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与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苏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昔日,常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之间,且就东坡筑室居住,自称东坡居士。

  每有宴会,谈笔不倦,时或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啬。虽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亦无不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极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见润色。”

  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

  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巩。”

  乃命曾巩为史馆修撰。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苏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苏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实出天恩。”

  神宗立即报可,苏轼乃至常州居住。元丰二年,太皇太后忽然生病,神宗连忙召医诊治,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见愈。

  不知太皇太后能痊愈否?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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