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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史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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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窥江左之意，子偒劝其取金陵。史称薛谬、李台卿等为璘谋主，而不及李白。《白传》止言永王璘辟为府僚，璘起兵，遂逃还彭泽。审尔，则白非深于璘者。及观《白集》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乃曰：“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天皇欲度辽。”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是语矣。白既流夜郎，有《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从（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宋中丞《荐白启》云：“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乃用白《述怀》意，以抆拭其过尔。孔巢父亦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败，洁身潜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计，则安得有夜郎之谪哉！老杜《送巢父归江东》云：“巢父掉头不肯往（住），东将入海随烟雾。”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无微意也。《黄常明》[《韵语阳秋》卷九] 唐穆宗时，令狐楚为相，为景陵使，以佣钱献羡余，怨声系（载）路，致有衡州之贬。观《发潭州寄李宁常侍》诗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堕青天。委废从兹日，旋归在几年！”又有《答窦巩中丞》诗[末句]云：“何年相赠答，却得在中台？”亦可见其去国惨伤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其楚之谓乎？观甘露之事则可见矣。当是时也，王涯等被系神策，仇士良白涯与李训谋逆，将立郑注。楚时以旧相在阙下，文宗召楚至，帝对楚悲愤，因付涯讯牒曰：“果涯书耶？”楚曰：“[然]涯诚有谋，罪应死。”呜呼，观望腐夫阉人而诬置人于死地，楚忍为之（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赖旧相令狐楚独为辩明。若以史为证，则《野史》之言未必公也。[同上] 杜牧之作《李和鼎》诗云：“鹏鸟飞来庚子直，谪去日蚀辛卯年。由来枉死贤才士，消长相持势自然。”盖言郑注事也。方是时，和鼎论注不可为相，旋致贬谪，故牧之作诗痛之如此。议者谓辛卯年在宪宗之时，而[宪宗未尝谪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时，而]文宗时无辛卯也。岂牧之误乎！余谓牧之所云，非谓实庚子辛卯也。鹏集于舍，班固书庚子之日；日又（有）蚀之，诗人有辛卯之咏，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同上] 《杜牧之集》有《李给事诗二首》，其中有“纷纭白昼惊千古，铁锁（锧）朱殷几一空”之句，谓郑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之句，牧之自注云：“给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为给事者李石也。余尝考之，李石虽尝为给事，然劾郑注之事，史所不载，[虽载]语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后。石既拜相，则牧之诗题不应以给事为称，其非李石明矣。当时惟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尝因旱，欲乞斩注以申宋申锡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归颍阳，令（今）牧之有“元礼去归缑氏学”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论郑注告归颍阳。”又史云：注诛，迁给事。其后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中敏曰：“内谒者安得有子！”士良惭恚，由是复弃官去。由是论之，则是中敏无疑矣。[同上] 唐太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已而杀陈宏志于青泥驿，相继王守澄、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皆不保首领。又劚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党几尽，亦可谓壮矣。意欲诛宦尹，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天子向之。郑注虽招权纳贿，然出节度陇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临送以镇兵悉诛之，谋亦未必不善。会李训先五日举事，遂成甘露之祸。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故甘有封州之谪，而中敏有颍阳之归。杜牧之赠甘诗云：“太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喧喧皆传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又有赠中敏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大（犬）台宫。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训、注得恣其谋也。盖当是时仇士良窃国柄，势焰薰灼，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如此。乌乎，东汉之季，柄在宦官，陈蕃之徒，以忠勇之资，谋殪其党，而事亦不遂。史载其名，殆如日星。而训、注以当时士夫畏慑士良辈，遂加以奸凶之目，而史亦以为乱人，万世之下，无以自白，其深可痛惜哉。[余]家[旧]藏《甘露野史》三（二）卷及《乙卯记》一卷，二书之说特（时）相矛盾。《甘露野史》〈之〉言上令训等诛宦官，事觉反为所擒，而《乙卯记》乃谓训等有逆谋。盖《甘露史》出于朝廷公论而《乙卯记》附会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记》后有朱实跋尾数百言，以《乙卯》所记为非是，其说与《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葛常之》[同上] 三良以身殉秦缪之葬，《黄鸟》之诗哀之，序诗者谓国人刺缪公以人从死，则咎在秦缪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资）。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元亮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不以三良之死为非也。至李德裕则谓社稷死则死之，不可许之死，[欲]与梁丘据、安陵君同讥，则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于前，而众驱之于后，为三良者虽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颗不用乱命，则岂至陷父于不义如此哉！东坡《和陶》亦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似与柳子之论合，而《过秦缪墓》诗乃云：“缪公生不疏（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则又言三良之殉非缪公之意也。”[同上] 韦苏州《睢阳感怀》诗有曰：“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宿将谓许远，儒生谓张巡也。盖当时物议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远畏死〈而〉辞服于贼，故应物云尔。[然]韩愈尝有言曰：“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后，贼将生致远于偃师，远亦以不屈死。则是远亦终死贼也。[同上] 李义山诗云：“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廷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张良下也。王元之诗云：“纪信生降为沛公，草荒孤垒想英风。汉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萧何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纪信下也。余谓炎汉创业，何为宗臣，高祖设指纵之喻尽之矣。他人岂容议耶？[同上] 盗杀武元衡也，白乐天为京兆掾，初非言责，而请捕盗以必得为期。时宰恶其出位，坐赋《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闻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于泪湿青衫之上，何惫如此哉！[余]先文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恬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又云：“及泉曾改庄公誓，胜母终回曾子车。素绠银床堪泪堕，更能赋咏独何如？”[同上] 左太冲、陶渊明皆有荆轲之咏，太冲则曰：“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渊明则曰：“惜哉剑舞（术）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败论人者也。余谓荆轲功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他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当时固已惜之。然概之于义，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故杨子云：“荆轲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可谓善论轲者。[同上] 汉文欲轻刑而反重，议者以谓（为）失本惠而伤吾仁故（固）也。或又咎帝短丧为伤于孝。予观遗诏，率皆言为己损制，未尝使士庶皆短丧也。厥后丞相翟方进与薛宣服母丧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颜师古注云：汉制，自文帝遗诏，国家遵以为常。则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荆公诗云：“轻刑死人众，丧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谋。”“轻刑死人众”，则固然矣。“短丧生者偷”，则似诬文帝也。俱同上[同上卷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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