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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吴大昌说:“那不是要杀头吗?”他惊出一身汗,坐不住,站起身慌乱地踱着,无意中看到那手杖上醒目的狮头,吓得“啊”了一声,接着扑通一下跪在葛修明面前,说:“大师救我,大师救我,请一定救我,我一定重谢,要什么都给您。求求大师了!”

  葛修明将他拉起,说:“先生,您不用这样,有什么话请坐下好好说。只要能办得到的,老朽一定尽力而为。就怕力所难及。”

  吴大昌站起,坐下后用手帕抹抹头脸和眼睛。仝全给他和葛修明都倒上热开水,问葛修明:“大师,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有没有解救的办法?”

  葛修明说:“老朽只是从先生信口说出的字上作出的分析判断,不敢说天衣无缝。但往往是不留神信口说出的东西最具参考价值。二位先生若信得过老朽,不妨说说,真有什么问题吗?”

  仝全和吴大昌彼此望望,一时不好开口。

  “我就说了吧。”吴大昌喝点水镇定下来,“大师您有所不知,我们两个都是在官场上混的。当初年轻时都豪情满怀,想干一番事业,可后来,就如您所说的那样,落入陷阱了,而且陷得很深,那也是身不由己呀!钱财和女色,就有人送到你的身边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抗得住那种巨大的诱惑吗?不就贪了、占了,而且数额不小,足可以判重刑。最不该的是进了一个圈子,那个圈子里的人看起来多是些头面人物,有政府官员,也有企业老板,可实际上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胆大妄为,甚至为保住自己那个圈子就敢谋害对立面的人!这要是都查出来了,可真有人性命难保了。大师您测算的很准,我们两个的确面临巨大的灾祸,不知是否能求得解脱,万望大师指点!请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大师就行行好吧!”

  葛修明表情严肃,听得认真。他想:我对你们行行好,你们怎么不对老百姓行行好?他故作思索地说:“这——您真让我为难了,天灾人祸可躲,法纪难逃。凡涉及党纪国法的问题,只有靠党纪国法解决了,别的办法是不好使的。当然还可以逃跑,可以顽抗,甚至杀人灭口,但那是应急办法,不可能长久,也是得不到安稳的。

  “老朽不知先生的问题究竟有多大,我想不管多大,怕只有投案自首争取从宽为最好。对共产党的政策,先生比老朽清楚多了。从根本上讲,别人救不了您,只有自己才能真正救自己。怎么救法?争取主动。

  “照先生刚才说的情况,包括先生在内的圈里人可能也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但谁也不能料定谁在作何打算,是吧?说不定一有机会就有人抢先自首,争取揭发立功,从而减轻罪行。

  老朽不谙官场规则,但这样浅显的道理还是明白的。所以,与其让别人跑在前面去立功减罪,倒不如您抢先一步。且不说老朽无能,就是再高明的人也别无他法了。先生,这报酬老朽不要了,请收回去吧。”

  吴大昌和仝全听了愣了一会儿,他们都觉得大师的话说得诚恳有道理,表示回去要好好想想。当然也都心情沉重,一再谢谢大师的指点后,留下那个装钱的信封告别了。

  他们一走,葛修明就给陆士琪打电话,要陆士琪租车上山接他。他把那个信封交给了方丈,方丈打开一看是两千元钱。前几天也有几百元的收入,都捐给寺庙了。

  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林达说:“还真有你的,你这位‘大师’可了不得,将来退休了搞个第二职业,看相测字,捞点外快,哈哈!”

  “你别笑话我了,”葛修明说,“我那不过是穿凿附会、胡编滥造的。第一,我事先知道他们的大致情况,利用了他们的恐惧心理;第二,任何一个两笔以上的汉字都可以拆并组装,随机应变。我上中、小学时就对语言文字很感兴趣,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本想上大学中文系的,却阴差阳错地上了政法大学。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学习,时不时写点小文章。如果我在政界待不住了,就去当语文老师。”

  “那一定是个好语文老师。”林达说,“你辛苦了,我们听听领导的吧。”

  “不错,”包仁杰说,“你这也是种巧妙的侦查方法,巧妙接触到被侦查的对象,了解到他们的重大案情,而且是窝案、串案!你在清宁县的这些日子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暗访工作,很有成效,的确辛苦你了!对你和其他抽调人员的工作,我们将会好好总结的。”

  “是不错,”宇文珍说,“有一个卧底姑娘,又有你这个测字先生,都是好样的!难怪有人叫你‘小诸葛’了。”

  “有功”,刘默闻说,“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开路了,看来我们纪检系统是大有人才的!哎,你回来之前两天两夜没睡觉是怎么回事?”

  “说来也巧,”葛修明说,“冤家路窄,那天我在山上按事先约好的,通知陆士琪租车接我,他又让交通局的敖恬去了,而且他也在车上。回县城的路上,交谈中得知泉山乡发生命案,就是那天上午的事。

  “我在陆士琪家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便搭车去泉山乡看看。那个乡不靠公路干线,相对较偏僻,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通到乡政府所在地,每天只有两班从县城开往泉山的客车,上下午各一班。我到那里后,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许多知情人都不敢公开露面说实话,只好用了一整夜找乡亲们个别交谈,有的连灯也不敢点,摸黑说话。那里早就用上电了,但电价高,农民用不起,仍然点油灯或蜡烛。

  “改革开放后,那里的乡、村经济也曾活跃过,乡政府所在地形成一条小街。其间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餐馆,叫‘高师傅烧品馆’,经营烧烤和卤制品,也经营小菜、面食。其最有名的品种是烧卖系列,分咸味、甜味两大类。因有祖传手艺和一些特殊的原料,不管是咸的还是甜的,凡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久久不能忘怀。

  “店主姓高,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左腿留下残疾,较右腿短,致使身子向左边倾斜,右肩总比左肩高,行走时就更明显。因此人们都叫他‘高右肩’,倒把他的真名忘了。他为人老实,讲诚信,生意红火过一段时间。自从西门贺来当乡长后,他就跟很多老实百姓一样,倒霉了。那西门贺原是杜仲坪乡副乡长,发生‘5·9’血案后,他感到周围到处都是愤怒的群众,怕性命难保,便不惜重金贿赂县领导,调到泉山乡任乡长。这个乡原乡长盘世力升任党委书记。那盘世力也是个私心重、不务正业的人,但他没有西门贺的胆子大。

  “老百姓暗地里称西门贺‘西门祸’,当地方言‘祸’、‘贺’同音,说他是‘祸乡长’。他就带着乡政府包括盘世力在内的一帮人,硬是把高右肩的餐馆吃垮了!他几乎天天去吃,而且要吃最好的。吃得不称心,还骂人,吃完嘴巴一抹就走,留下白条说以后结账。不是他一人白吃,乡里的很多人都跟着他沾光,一窝蜂地吃!这样,一共欠下高家餐馆十多万元。逼得高右肩借了很多债,甚至把冰箱、彩电都卖了,关门了事。

  “高家也多次向西门贺讨过债,不仅没讨到一分钱,还经常被骂被侮辱,甚至还遭打。高右肩的妻子周秀春到乡政府哭闹过几回,西门贺叫人把她赶走。有一次她不肯走,说不还钱就死在乡政府。结果被几个人抬起丢到院门外,摔伤了,医治多时才能行动。她和高右肩都是年近五十的人,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大学、中专毕业了,在外面工作。虽收入不高,但生活安定。儿女们劝慰他们,要他们看远点,说黑恶势力不会长久的,并把他们接出去住一段时间,他们才保住老命。

  “没想就在他们离开泉山后,周秀春的娘家出事了。周秀春的弟弟周兴国承包了一片山林,合同上写的承包五十年。那里的山岭石多土少,植树造林很不容易。他承包的山场和村里的集体林场相连,中间以沟或埂为界,界线是很清楚的。

  “有一天,西门贺带了两个外地人来,说是收购木材的老板,要砍伐林场里成林的树木。西门贺和村干部合谋后,卖掉林场跟周兴国承包林地相接的一片千多亩林木。那片山林积材近万立方米,最少可值两三百万元,他们以二十万元的低价卖了。林场看守员方老头知道了不让卖,发生冲突,方老头被打成重伤,一气之下一命呜呼了!接着他们砍伐树木过了界,把周兴国辛辛苦苦种植起来的林木也砍了一大片。

  那天周兴国不在家,他的妻子白小菊匆忙赶去讲理,说这是私人承包的林地,不能砍伐。可那些人不听,当着她的面又锯倒两棵较大的树。她急了,便抱住树不让锯,结果她的腿被锯伤。她号哭叫喊,一点作用也没有,便和那些人撕扯拼命,结果被推下悬崖摔死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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