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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钟时分，有过一阵子全城的鞭炮齐鸣，仿佛是一次虚拟的起义。开始是东一串子，西一串子，远远近近试探着呼应着，接着，声势越来越大，铺天盖地地汇响成一片，还夹杂着礼花的啸叫和大麻雷子的炸响。可可家的这一片新楼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乔迁新居憋着的劲都拿出来放了。在家里关上窗户也听不见人说话。激越了几十分钟，终于又沉寂下来，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尔三两声零星的余响，倒更添了许多寂寥。
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尴尬地结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个世纪，会梦幻般地到来－－那是班主任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和教科书美丽地讲过许多次的。那时还有一本很著名的课外读物，叫《科学家幻想21世纪》，那本书成为无数祖国花朵们的童话。他们像相信一切童话一样相信那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童话。
后来，可可长大了，经历过许多颠簸起伏之后，可可又曾相信，还有一个世纪，会崭新地到来，它不再是童话，但那是一个可以遥望的现实－－现在，新世纪来了，现实却是另一种模样。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纪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曾是他们那一批人的世纪，在雪山，在草地，在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还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战斗中，那个新的世纪，该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绝大多数已死去。剩下的带着伤残，带着各种各样的弹片在各种各样的干休所或山乡的农居里度着寂寞又闲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早年时期－－在院子里种点大蒜小葱或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饲鸡养鸭，在院落和院落之间的甬道上蹒跚着散步，碰见另一个也很蹒跚的人，远远地骂一声，老家伙，吃的啥？还没死啊－－他们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远，就像当年在山乡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准确地说，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中欣他们小时候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跑？父亲说，锻炼革命意志。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那一支部队走了错误路线。像许多文章中说的那样，可可的岳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在可可少年时，红军是一个完全审美化艺术化了的符号，是话剧《万水千山》，是电影《党的女儿》《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是课本中的《七根火柴》，《党费》，《翻越夹金山》，是许许多多的油画和雕塑……那曾是一种美得圣洁的光，在星空照耀。后来，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曾是另一个阵营中的人，是被红军们击溃并斥之为万恶的反动派营垒中的人之后，那美得圣洁的光中又时时透出来一股肃杀之气。再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传单批斗会上的呼喊与控诉，让岳父这一代人一个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变成了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玩弄女人，抛弃发妻，为加薪晋级痛哭流涕者；变成与苏修勾结，向资本家献媚，欺压下属，脱离劳动人民者；变成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反对伟大 领 袖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后来，又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他们又成了革命老干部。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无法抹去。细节总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败分子……颠来倒去之后，“红军”以及其他一些神圣的字眼不再是符号，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了。
他们一批一批地离世。像深秋的梧桐叶，一阵一阵地被风刮落。
而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呢－－严格地说，他们在眼下已不能说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块几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来－－尽管那土地可能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 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 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 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3
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为国民党搞测量的，画了地图，好来打共产 党。女儿说，他给共产 党画地图的时间比国民党还长。地图总是要画的，我们许多的地图，都是他们几代人画出来的。父亲说，他是穿军装的你知不知道，穿国民党的军装，军衔是少将，罪大恶极了。女儿说，可可的父亲是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军装的，他也差一点被打死。我现在不跟你吵了，你什么时候来，你跟可可他爸爸当面谈。再说，我是要嫁给可可的呀。父亲说，那个杨可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反对老干部。女儿说，他反对老干部里的坏人坏事，林彪也是老干部呢……电话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厉害，差一点伤了父女之情。
父亲让女儿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儿却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结婚一个月之后。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期，各种说法各种做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欣的父亲已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道理，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准明天会怎样。一个个历次运动中“恶名累累”的老干部复出，一批批几十年的老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五七年几十万“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许多他当年亲手打下去的人。他们许多人从青海，从新疆，从各个穷乡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他，递上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阶级斗争也不再讲了，还有那个被他一生奉为神圣的伟大领袖，也被说成是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理论都在变动都在窥测去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对不对。可可后来想，中欣的父亲大约正是在这种惶惑中，才没有将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对父亲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时候，他也会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他深恶痛绝又很伤尊严的问题。后来中欣知道，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和父亲缓和了这一冲突。一是中欣的父亲正面临他事业的一次关口：中组部调他到中央党校部长班学习，准备到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岗位去挑重担。另一个原因是中欣的母亲到武汉来做了一次暗访。这次暗访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点也没觉察。不知中欣的母亲暗访到了一些什么，回去以后便开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这是北定后来告诉她的。
可可第一次见岳父，是他和中欣结婚一个月之后。直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许可。就连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调。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个同阶层人家的儿媳。这两个从未沟通过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着那么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当时都没有住房，便挤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许多日常的接触，可可的父母也就渐渐地将中欣当作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来看了。他们对中欣那样的家庭，既有着一种对统治者的敬畏，也有着一种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负。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对老赵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临到进家门时，中欣对可可说，如果他们稍有一点非礼的反应，我们掉头就走。可可却说，我想不会，敌国开仗，还不斩来使呢。我们回来，就是一种来使的姿态。只要能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下面的话就好说了。看着可可那副自信的样子，中欣说，你像是回你家一样！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顺利平静，中欣的妈妈甚至将他们的新房都布置好了。中欣的父亲还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使得一对新婚夫妇进家门有了一层缓冲。中欣的妈妈做得非常得体，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迎回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还约回了近处几个已经成家的儿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新人补办了一桌喜酒。
关于中欣的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逐渐地了解到的。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他才知道，岳母在内心里是如何珍视甚至是羡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父亲在白洋淀一带是有名的士绅，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他办的。抗战胜利后，地方政府时兴选举了，结果他被选上了县长。那位县党部的老党棍被选掉。只是没想到，这个当时全县开心的进步事件，十几年以后给他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时，中欣的妈妈偷偷离家，跑到了延安。那时她十六岁。有了她的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儿的第二次叛逆。
那时的延安，一批已安顿下来的老干部正如饥似渴地盼望有一个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轻女子，从一踏上这块土地，便被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这块严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种简单又原始的制度进行分配。有资格讨女人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八年军龄，或八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简称“二八团”。中欣的母亲到延安时，中欣的父亲这几条早就够了，且一表人材，血气方刚。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掰开了揉碎了地做了几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了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只温驯的小毛驴，到自然科学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亲驮走了。这一驮走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前几年去世。
中欣的父亲姓赵，革命后改了一个很时兴的单名――赵耀。他说是在长征途中朱老总给起的。后来有人说其实是红四方面军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湖北老乡陈昌浩给起的，文革中还有人专门去外调过，朱老总没找着，陈昌浩已自杀了，这事便成为了一个悬案。可可问中欣究竟是谁起的。中欣说，我看是陈昌浩起的。在这些事上，老爷子精明得很，他要承认是陈昌浩起的，文革那阵子还不给斗死呀。你想想，他见到朱老总是到延安以后，和陈昌浩可是从长征一开始就在一起的。
中欣父亲的赵姓家族，据说和赵宋王朝还有一些联系。在他家乡的族谱上，可以上溯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乡的赵姓还严格地按那一族的辈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亲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但他从来不说。他的五个儿女，分别叫北定，南进，东胜，西平，中欣。东南西北中，全占满了，可可第一次听见中欣家五个孩子的名字时，倒吸了一口气说，真是有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王侯气魄。要是在每一个名字后面加一个“王”字－－北定王，南进王，东胜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后来可可发现，许多老干部家的子女，都有这样一类俯瞰河山万土归我的名字。有的家里给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些，但也充满了胜利者一路凯旋插标为疆的豪情，如“晋冀”，“鲁豫”，“延京”，“赣生”，“宁生”，“沪生”……到得后来，建国，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赶美，跃进，卫星，建设……将这些名字串起来，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编年史。直到后来，全国人民也不论地位高低了，都参与到这一革命命名热潮中来，红兵，卫东，立新，学锋，大桥，爱国，向党，向工，向农，向军，……到文革中，更出现了宋要武，张敢闯，薛青彪，刘四念，陈决胜，王金猴，孙九大直至魏人民服务，洪遍全球，詹无不胜一类连形式都彻底革了命的名字，成为新中国命名学一大观。可可曾问过父亲，解放前那些党国高官及知识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这一类思路起名字？父亲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多少这一类名字。除了蒋介石，将两个儿子起名经国纬国之外，很少有跟着瞎起哄的。你看看，那时代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叫民生、民权、民族、北伐、清党，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说，还有家族字派的规矩，不好乱起的。所以，国民党大官员们的名字，都没有共产 党的响亮。可可的父亲说了一串国民党高官的名字，又说了一串共产 党干部的名字，说着说着便自己笑了起来。
后来，出了一个陈水扁的时候，可可的父亲说，这名字叫的，和我们这里街巷人家的孩子叫水货，火生，咬脐一类呢。
赵家五个孩子排列有序。单数为女，双数是男。中欣说，她们兄弟姐妹间隔紧密，不到一年就是一个，几年间快把她妈生死。本来，按她老爸的意思，还要不断生下去。那时是供给制，生多少就有多少份衣物口粮，保姆也由公家派。后来她妈在生下中欣后，偷偷将自己做了手术。据说中欣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中欣的母亲也第一次奋起反抗了。中欣的母亲说，我千辛万苦跑到延安嫁给你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新中国，只有我，一年到头挺个大肚子，啥也干不成！
其实，解放初期，像中欣母亲这样专职在家轰轰烈烈生孩子的干部夫人多的是，现在去查一查，哪一家不都是五六个七八个。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每个人还有一个苏联名字：娜塔莎，阿寥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许多年不用了，今天偶尔听电视电影里有谁喊一声，还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援华的时候给起的。那时，有过高小学历，又在延安抗大深造过的中欣的父亲，算是那一批老干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军方派往一个大型国防企业作领导工作。那些国防企业从设备到技术到原材料都由苏联老大哥提供。
那些苏联名字，由苏联老大哥亲自命名的为正宗――有更讲究的，还应该有一个苏联教父，类似中国的干爹――也有的是为赶时髦自行其是起的。有的干脆取代了原来的大名――如王娜佳，张秋莎，赵尼娅……这种亦中亦苏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道靓丽风景，也成为那一阶层的特权。后来中苏交恶了，有的人便将名字稍作变动，如王娜，张莎，赵小娅，依然比咱们原来的秋菊，腊月，春梅，兰英要洋气许多。后来，这类经过汉化的洋名渐渐在老百姓中流行开来，今天已有泛滥成灾之势。
中欣原来的苏联名字叫柳芭，是一个苏联专家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一个女游击队员的名字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当然早已不用了，但那个女游击队员自由无羁不管不顾打死也不投降的性子却留了下来。这一点，是中欣的父亲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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