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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儿子等待着的是雷霆和风暴。
“怎么不回家来？”
“忙。”
“就那么忙？”
“是。”
“对你云婶的事，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没有？”
“我不该瞒你，不该让你……”
“就这些？”
“对。”
“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讲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按我的话做了没有？”
“做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岳锐声调越平缓、沉稳，岳鹏程觉出的威慑胁迫越大、越沉重。他无法忍受这种威慑胁迫，哪怕来自他的亲生老子。他的语调不由地高出了八度。
“做了？你是怎么做的？”岳锐疾言厉色。儿子的骄横跋扈使他痛心疾首，他同样不能忍受这种强硬和狡辩。“你登门骂娘。断情绝义，也是按我的话做的吗？啊？你说说清楚！”
岳鹏程并不正面回答，说：“爸，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你是老子我是儿子，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打可以骂，可以管教。可你以前管教我多少？我和俺爷一起吃的那个苦，你知道吗？我当兵回来遭的那个罪，你问过吗？我差点被关进大牢，你管过吗？现在才想起朝我这样，不有点晚了吗？”
岳锐猛地被撞进墙角。这正是他自感愧疚的。大儿子是部队南下前生的，先放在老乡家里，他在南方落根后，才接去住了不到两年便又送回家乡来。那时家乡穷、父亲多病，少年的儿子伺候父亲吃了多少苦，他远隔千里万里，自然难以顾及。岳鹏程当兵是他同意的。他曾打算等他从部队回来就把他接到城里。但儿子复员时，他正作为“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在接受审查批判，与儿子见一面的要求也遭到拒绝。媳妇、孙子是在几年后才认识的。至于儿子一家因为黄公望的一个批示落难。他是住进干休所之后，才听别人当作故事讲的。城里的小儿子和女儿，尽管跟着他这个爸爸吃过苦头，但终究是他抚养大的，得到过他的父爱的培育。而这个被遗弃在家乡土地上的大儿子，无论是那个早逝的母亲还是他这个健在的父亲，都没有给予过多少雨露滋润。他象丢落山中的一棵幼苗，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坚韧和顽强才得以生存，并且长成一棵大树的。岳锐曾经为这个儿子骄傲过，也曾经为这个儿子惭愧过。岳鹏程的话，戳到了他心灵的伤痴。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这个当父亲的欠了你的债，你朝你云婶行威作恶就有理由了是吗？”沉吟了片刻，岳锐反问道。
“我没有埋怨爸爸的意思。”岳鹏程狡猾地躲避开去，“在对云婶的态度上，我承认有些不妥当。但我和她闹崩不是我引起的，不是因为私事。”
“为的什么？”
“我要改革，让大桑园富起来，而她……阻拦！”
“你倒卖钢材是改革吗？”
“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是拾漏补遗。我需要钢材，有人要卖，我为么个不能买？我买得多，别人需要，为么个不能卖？”
“好一个理论家！这么说，你打人骂人、搞个人独裁，搞那些乌七八糟的外交，也是改革啰？”岳锐本想在“乌七八糟的外交”后面，把“欺骗淑贞、乱搞妇女”
一条也加上。但他觉得有些拗口，话到嘴边时删去了。
“是，不那样就改不动革。”
“你混蛋！”岳锐的沉稳和耐心被打破了，“你张口改革、闭口改革，你改的什么革：人都逼死了，共产党的章法都踩脚底下了！我看你是地地道道挂羊头卖狗肉！”
“这由不得你说！”岳鹏程处之恬然，言语却变得锋利起来。他无法接受父亲这种审讯式的指责。你有你的感情，我有我的感情，你否定我，我也否定你；不能因为你是老子我是儿子，我就装鳖装猴，屎尿一口吞！“八百块钱家底是谁留下的？几千万家业是谁创下的？‘企业家’‘改革家’也不是我自己封的！千秋功罪得让老百姓说话，让事实说话！你倒革命、云婶倒革命，你们干了那么多年革命，老百姓吃饱了穿暖了，还是买上电视机、电冰箱了？大桑园盖起几座大楼、公园，还是建起了几个工厂、学校？你们那是么个？”
“你混蛋透顶！”岳锐成了一头毛发怒坚的狮子，跳起，急促地来回走动着。
恺撒发出几声惊吠。风与雕零的梧桐树叶喳喳吵闹。一只红脸大公鸡，高傲地昂起脖子，发出“咯咯咯”的呐喊。
“你混蛋透顶！”岳锐站住了，手指颤抖着指向大逆不道的儿子：
“大桑园的家业是你一个人创下来的？日本鬼子扫荡时你在哪儿？土改合作化的时候你干了什么？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几十年的革命都否定了，你还有脸谈改革！功劳！我告诉你我的大改革家，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胡作非为，总有一天要倒霉！不信你就等着瞧！”
“我等着瞧哪，爸。”岳鹏程干笑一声，说：“共产党也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你那一套，恐怕只能到干休所去说啦。”
“好！好！这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好儿子呀！……”岳锐忽然大笑着坐回到石凳上；声腔颤抖着，一手捂住额头埂咽起来。
好像是过了很久很久，岳锐终于止住埂咽，抬起头来。他打量着空空荡荡的院落，毅然进屋，收拾起自己的洗漱用具和衣物、被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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