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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工地负责人和一脸大汗赶来的厂长和工程师：“厂房要是建起来，机器进不去我不扒了你们的皮，算我岳鹏程是驴屎蛋磨光的！”
同往常一样，只要岳鹏程尥蹶子蹦高，只要岳鹏程操祖宗骂娘，无论什么场合、因为什么，无论是谁，都只是咬着嘴唇，低着脑袋，不出一言一声，直到他发泄完了或者离去，了事。
今天他的火气特别旺。工人们散去后，他把干部留下又骂了不下二十分钟。什么“有人做梦也想骑到我岳鹏程脖子上屙屎”，什么“有人在我家里也打起了主意”……
骂得干部们云山雾罩，直翻白眼珠。直到总公司打来电话，请他回办公室，他才总算刹住车。
“地给我重平！地基给我重挖！明天上午我来检查！技术员，找财务结帐，回家抱孩子去！你，你，你！”他指着疲挺的工地负责人和厂长、工程师，“每人记大过一次，罚款一千！”
岳鹏程的奖惩制度，基本上是搬用部队的一套办法。立功分为大功、二等功、三等功，处分分为开除工籍、记大过和严重警告。所不同的是，开除一项除外，功过的每个梯次的背后，都随着一个或奖或罚的特定的现金数额。往常他只要宣布一下奖惩的等级就可以了，今天故意把钱数也带了出来。
打电话把岳鹏程请回总公司的，是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齐修良。岳鹏程手下有五个副书记、五个副总经理。有转退还乡的部队营团干部，有“拔个毛”丢了
“铁票”的国营企业的厂长、科长，有没等毕业便自行分配还乡的大学生，也有与岳鹏程一起出生人死走过来的农民。按照分工，这些人都在下边各负一摊责任，只有齐修良被留在上边，做了一个没有“常务”之名的常务副总支书、副总经理，但无论从自身能力还是从实际工作情形说，他这个“常务”，都不过是经常围在岳鹏程身边为其服务而已。
他向岳鹏程汇报和请示的问题是两个：一，税务局上午来检查工作时，吕副局长提出要两吨水泥建小厢房，他和大勇按照岳鹏程以前指示的原则，口头表示同意，但需岳鹏程点头才能通知人家来拉；二，县委办公室通知，近期有一个联合国乡村经济考察团要来，预定在大桑园活动两天。
在第一件事岳鹏程点了头，第二件事指示通知公司接待处做好接待准备之后，齐修良正要去落实，却被叫住了。
“今天还有别的事没有？”
齐修良不明白“别的”指的什么，只是眨了几眨眼皮。
“我家里没找过我吧？”
齐修良这才回答：“好象淑贞弟妹病了，找大勇回去看过。”
没别的了？”
“好像没有。”
“好了，你走吧。”岳鹏程异常温和地示过一个眼色。
轧钢厂工地的一阵雷霆，使岳鹏程因下午会议窝的一肚子火气至少消去了八分。他是个干实业的人，并不过于看重会议上的那一套。对于邢老那种书生气十足，又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领导干部的赞扬也罢、批评也罢，他向来看得很淡。激怒了他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个胆敢与他决裂，依靠自己的奋斗，试图与他一决雌雄的儿子。但这已是往事的延续了，而且某种程度上带有“家庭纠纷”
的意味。他虽然不敢小视，也决不愿意让他扰乱自己的计划和意志。出水才见两腿泥！歌唱的再好也不过是嗓门里的玩艺儿！姜是老的辣还是嫩的辣，骑驴看唱本嘛！
现在占据他心灵的，是胡强讲的那件事，是齐修良讲的那件事，是淑贞为什么要找回大勇去的那件事。
他关好办公室的门，让总机通知大勇到办公室来，同时接通了花卉公司的电话。从电话中他了解到，他们的徐经理——淑贞，今天没有上班，也没有请假，原因和去向不明。岳鹏程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按照公司章程，无故旷工一天以上者开除。淑贞平时从不迟到早退，更不要说公然违犯公司章程了。
大勇来了。没等岳鹏程问，便一五一十把上午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只是咬定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闲话，也没有向淑贞透露任何哪怕根本算不上是信息的“信息”。
“大哥，你别当回事。俺姐哪儿都好，就是有时候耳朵根子软。我和俺妈都劝过她了。”大勇离开时说。
岳鹏程并不理会小舅子的安慰和表白。他得到了最重要最可靠的情报：淑贞已经发现或察觉了他和秋玲的关系。
“她怎么会发现呢？是有人暗中传言，还是她昨晚真地看到了么个？……”
岳鹏程苦苦思索。这件事对于他绝不是可以置之不理的皮毛琐事。淑贞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能说不是一个好妻子。她真心地爱他、疼他，甚至不惜用生命保护他。是她用贤惠和辛劳维系着这个家庭，使他在为生活和事业搏斗得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时候，始终有一个能够给他以爱抚和勇气的“后方基地”。这几年，他虽然与秋玲有了特殊的感情纠葛，但他从未想到过可以抛弃淑贞，或者让淑贞离开自己。尤其现在，在有了与秋玲昨晚的那次谈话之后，与淑贞关系中产生的任何裂痕，都是他必须认真对待和全力缝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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