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得高且直，嘴唇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总不能……”
“嘶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叮叮当当四处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
秦江哈哈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就这样，气得把你这个不肖之子轰走了了”
“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顷，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缓缓地说：“你以为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象毒蛇一样缠着我。可是，我很快又睡着了。当太阳又晒屁股的时候，我又骑上‘凤头’车，到那些红男绿女们中间，又是狂饮、寻欢，用五颜六色的液体充塞空虚的肺腑。天知道我怎么一跺脚就离开了北京。也许是因为我家的‘老布’没完没了的唠叨。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来潮，带几位朋友到胜利餐厅要了七十块钱的一桌——我在一九六七年去插队时，妈妈已经让人整死了，爸爸还在秦城蹲大狱，我只好到胜利餐厅的厨房，筹备第二天上火车的干粮，我在这里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这次是旧地重游，抖抖威风。当我们喝得酒酣耳热、杯盘狼藉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老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当年，在听了我这个‘小偷’的申诉之后，是她站出来主张放我走，使我免受了棍棒之苦。我举起酒杯迎过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们’过来‘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开了我，说根本不认识我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头也没回就走了。她那厌恶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也曾站在老农民们中间，用这种眼光瞪着那些醉醺醺地从大队部里出来的新贵们。我害怕这目光……也许，是因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个人都显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舍身求法的，弃而不舍的，浑浑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一个聪明的废物——过去没用，将来也没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被生活淘汰的恐慌……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终于，我决定离开北京了。离开那些‘小三洋’、‘大索尼’，离开那些数不清的家庭舞会——我离开北京时，这已经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流行了。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去他妈的吧！我们家的‘老布’不相信我能去四川当工人，他以为我是在北京玩腻了，要不，就是闯了祸，颤颤巍巍地间我‘为什么’。我说：‘唉呀，你们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我什么也不为！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就这样，我走了……”
夜风吹得楼外林木沙沙地响，把丝绣的窗帘也高高地膨起，给屋里送来丁香花的淡淡香气。
秦江忽然变得这么健谈，绘声绘色。前几次见他时那刻板、心事重重的神态仿佛不翼而飞了。说实在的，就他给我讲的这些，也已经可以写一篇绝妙的专访了----生活改造了人。几年以后，这位因为“活着没劲，换个活法儿”而离家的秦江，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才华初露的青年作者回来了。他的爸爸却不知道自己称赞不已的有为青年，就是那个不肖的儿子……可是——
“我真替你庆幸，秦江。你走了那一步，才有了今天。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见你的爸爸呢？他会很高兴看到你的。”
也许，我的问话太唐突了，又刺痛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他又沉默了。很久，他说：“我是想看到他的。我还得意地想过，当我戴着S大学的校徽，突然出现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会是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纤夫》得奖的消息，又想把和爸爸的见面放到授奖仪式上，更吓他一跳。可是，我想，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我没这个心境了……”
“为什么？”
“为了一件别的事。”他的语调里好象添加了几分凄然。虽然这时看不清他的脸，但这声音使我想起那烦恼、疲惫的面容。
“到底怎么啦？”
“咳，”他叹了一口气，“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可说来又话长。算了，睡吧睡吧！”
“我不困。你说说看。”
他不再理我。夜色中，只看得见他的床头处，烟蒂的红光一闪，一闪。
第二天，第三天。白天，是小组讨论。晚上，是采访的记者、约稿的编辑频频来访。他分不开身，熄灯以后好象也没了谈天的兴致。第四天，晚饭以后，我拉他到宾馆外面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散步。
“干嘛这么老实，回去等着他们纠缠？！”
闲扯了许多别的事。暮霭悄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到花坛的水磨石台子上。
“我看你这些日子是有心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笑了：“还说别人纠缠。你也够难缠的。”
我说：“算了算了，那就不聊这些，免得你痛苦。”
他没答话，过了一会儿，自语地说：“憋在心里也难受。”
月亮在云片中穿行着。凉风习习。蟋蟀低唱。偶有往来汽车的前灯把一丛丛一簇簇的树影投到我们的身上。他从脚下抽起一根蟋蟀草，放到嘴里嚼着。
“说实在的，我真感谢文学，它使我把生活变成了一本教科书。要是以前，这种事也许会使我痛苦不已，甚至动摇、幻灭。可是现在，我只把它看成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使我警醒、坚定。”
“你是说最近发生的那件事吗？”
“是的。”
“究竟是什么事？”
“又要扯远了。”他把咬在嘴里的草棍儿唾出来。
“我不是给你讲过了，一九七六年底的时候，我通过我的那些哥们儿的路子，到重庆当了船员。我不过是小时候玩过航模，又向往长江风光，就心血来潮，雄心勃勃地打算从这里正正经经地开始我人生的航行了。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唉，我的身上哪儿还剩下一点点人生航行所必需的坚韧？身上的筋骨早让威士忌、白兰地泡酥了！运算、画图，对着一盏孤灯熬夜？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我是习惯于在白晃晃的吊灯下狂跳通宵的。抱着味同嚼蜡的书本，冥思苦索？太不可思议了！我习惯于翘腿陷在沙发里，悠哉游哉，听室内乐。且不说这些，连我那起码的工作都叫人烦透了：机器的运转声碾人神经，在这里熬十几天，熬到客轮从重庆到上海，再从上海返重庆。我干不了这苦差。唉，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毁了。我不会干成任何一件事：我的日记开过好几次头，每次都下决心‘写到一生的终结’，‘记载我振奋起来奋斗的历程’。却从来也没有写下去。我下过决心学英语，买了书，也买了小半导体收音机，但只学了ABCD，我觉得这太渺茫，似乎不如日语‘实惠’，因为日语里毕竟有许多‘一看就懂’的汉字。可是，最后我还是半途而废……我开始回味我在北京时呆的那个‘小圈子’，回味‘老莫’、‘康乐’，回味‘迪斯科’和‘大三洋’，心想着不知他们现在时兴的看录像有些什么开眼的东西……我敢说，如果没有她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会很快回到原来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中间，继续那种餍足而又空虚，富足却又无聊的生活。可是，这时候，我见到了她……”
“她是谁？”
“她叫沈萍。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顿了顿，他忽然苦笑起来，“其实，算什么‘认识’呢，不过是——我记住了她……那是三年前，早春的一天，哦，是二月二十六号，没错儿，因为我坚持到今天这本日记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们的‘红星215号’客轮在薄雾中启锚。你到重庆坐过江轮吗？那你一定尝过这个滋味儿了：薄雾非但不散，而且越来越浓，连升起的太阳也被淹没在里面，朦朦胧胧地散着灰白色的光。能见度这样低，船是不能启航的。客轮只好停在江心，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机器停了，我走出机舱透气儿，看见四等舱外的甲板上站着一个姑娘。她不象别的旅客那样，把手掌遮在眼眉上看天呼，询问呀，咒骂呀，她不。她背靠着船舷的栏杆，娴静地看书。我真嫉妒她。她全神贯注，眼睛很亮，嘴角微微上翘，时时一颤，一颤，不知道书里有什么拨动着她的心。她很朴素，头发是并拢着梳在脑后的两根短辫，没有什么饰物。一身蓝色裤褂，只是从上衣领口里闪出了内衣的绣花领子，才可以看得出一个姑娘本能的追求。她身材修长、健美，眉清目秀，和那身朴素的装束配在一起，再加上她那读书的神态，不知为什么很吸引我……
“我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北京，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子里，也认识不少女孩于。她们也追过我。可是我却一次恋爱也没谈过……”
“这次却一见钟情了？”
“不，还没有。我只是觉得她挺神秘，有股子让人嫉妒的傲气——不是我过去接触过的女孩子那种做作的傲气，而是……怎么说呢，也许，这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是她那捧着书本，如处无人之境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有一种凌然超人的精神优势。虽然平时我也能大谈奥斯特里茨和滑铁卢，让那些浅薄的姑娘们投来傻子一样的目光，俨然我也成了拿破仑似的。可眼前这位姑娘却使我自惭形秽。但我又不服气。我认定她是装蒜、充大，附庸风雅……
“临近中午，雾散了。客轮全速行驶在坦阔的江面。太阳很晃眼，江面也粼粼闪光。她不再看书了，拿出一块天蓝色的尼龙头巾，把两角系在船舷的立柱上。江风很猛，头巾抖开了，啪啪地甩打着，那上面印着的两只火红的凤凰在飞舞。她揪住飘闪的一角，俯在栏杆上，凝视着烟雾未尽的远方。
“我交了班，到船员餐厅去吃早饭。路过她身后的时候，发现那系着头巾的扣子已经松了。我靠在她背后的舱门上，架着胳膊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说：‘喂，别浪漫了，要刮到江里给龙王爷戴了！’她闻声回过头，赶忙把系头巾的扣子紧了紧，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嘿，她的眼眶里似乎还有泪花。我为这发现感到几分得意。‘这干嘛？联络暗号？和谁？’我是随口说的，没有什么深意，她的脸却红了，说：‘我妈妈。’我惊讶了：‘你妈妈？在哪儿？’她伸手向前方的江岸一指，说：‘在那儿！’江岸那儿，翠竹掩映，炊烟袅袅。她的妈妈就在江边那所小学校里教书。那里也是她们的家。再过十几分钟，船就经过那里。她把花头巾系在这里，是要让妈妈看见，这旁边站的就是她。‘荷，生离死别一样悲壮！’我笑她。她却晃着脑袋说：‘不是生离死别，可是……当然悲壮！’好家伙，真狂！
“她是搭船到武汉，打算换乘火车到北京上S大学中文系的。她是很了不起。不过是初中毕业的学历，却考了个全地区第一名。她很得意。当然，换上谁能不得意？！‘你没参加高考吗？’她问我。‘我？’我用棉丝擦着油污的双手，苦笑着摇头，又把那团棉丝扔到江里去了。‘男子汉大丈夫，干嘛那么熊？！’她盯着我，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我翻了翻眼皮，有点撒赖似地说：‘我认熊。’她咯咯笑起来：‘该死！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跳江里去算啦！我就不认熊！不认熊，也不认命！我妈是右派——她说她不是！可爸爸把我们甩了，一个人“革命”去了！我妈从小就教我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哼，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现在怎么样！’她张开五指，一下一下地推着在脸颊前翻卷的花头巾，象是在欣赏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我不知道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也许，和一个姑娘偶尔相遇，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使你终生难以忘怀。她就是这样忽然充满了我的心间。你别误会。她给我留下的，不光是一种单纯的温馨、美好的回忆，不，不只是这些。那次对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见她。我只能时时从机房里探出头来，远远看着她在落日的余晖里，在猿猱的悲啸声中读书的身影：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栏杆上架起双脚，仰着头枕在靠背上，举着书，一动也不动。江水在下面奔涌。青山如削，拂面而过……关于她的奋斗，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也许，在襁褓中她就开始和妈妈一起经历人生的沧桑了？可是现在，她多得意啊，多自豪啊！而我，不错，也受过四、五年罪，现在还忘不了咒骂。可是除了咒骂，哦，还有除了对中西菜点的谙熟，我还能给自己留下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
“我从这一天开始向自己宣战了。拚命，苦读。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朝天发誓……当然，谈何容易。如果没有她，我会象以前一样，把多少次奋斗计划变成灰烬。可是这一次我成功了。因为她那身姿、神态、话语，那飘动的花头巾，一直在我眼前闪，在我耳边响。我当时的誓言你听起来一定会笑——我下决心也要考上S大学中文系，我要去见她……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当然也因为过去就喜欢，但也许更因为她学的是文学。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可笑的是，我当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呀！后来，渐渐的，才华、毅力、激情，这些我早已陌生的东西，似乎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我的身上。苦读、写作、劳动；自然、社会、人……一切开始充满了魅力——我也不再需要她常常站到眼前督促我了。可是，我的眼前仍然离不开她的身影，这个向陷在生活泥潭里的我投来第一根绳子的姑娘——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我的心底确确实实萌发了一种渴望。也许这就叫爱情？反正我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自豪地站到她面前，在她惊异的目光中告诉她：‘都是因为见到了你！’”
“嘟嘟——”一辆接一辆载重卡车轰隆隆驶过马路，打破了街心花园里的宁静。车上，钢条铁管咣当乱响，沉重的引擎声在夜空飘荡。倒霉！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以后，秦江的声音也不再出现了。
我瞟了他一眼。他的脸膛遮在黑黝黝的树影里，嘴唇紧闭，只有眸子里闪着冷峻的光。
我似乎已经摸到他心中的伤痛了，叹了一口气，不无同情地对他说：“我明白了。你是爱上她了。是不是这次你终于考上S大学中文系以后，见到她时，她已经……”
他没答腔。
“嗨，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开点，慢慢你就会好的。”我劝他。
他摇摇头：“你理解错了。”
“怎么？”
“真象你猜的，倒也没什么了。当然，我会痛苦，但我能想得开。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到底怎么了呢？”
“在‘红星’轮上见过的那位姑娘，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癌症？！”我惊叫起来。
他一怔。然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摇头。
“我一到S大学，就急着找她。我不知道姓名，也不好意思打听。我常常留意眼前走过的每一个女同学。我敢说，只要她一出现，我会立即认出她来。因为这两年里，她在我的梦中，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秦江和我走出街心花园，沿一盏一盏高压水银灯照耀下的人行道，走回宾馆。我们两个的身影，一会儿长长长，一会儿短短短，一会儿又长长长。他的声调依然是沉稳的，仿佛每一句都是从心灵深处缓缓流出的。
“那你到底见到她没有呢？”
“我见到她时，已经是到校二十多天以后了。系里召开庆祝国庆三十一周年的联欢会，全系同学聚在一起。先是表演节目，然后随便围成一个一个圆圈，击鼓传花。咚咚的鼓声很是扣人心弦，每个人拿到那朵纸花以后，都象触了电一样扔给下一个人。礼堂里一片欢声笑语。
“说实话，我哪有什么玩的兴致。我知道她就在这里，在这几百人中间。可是，她什么时候能站到我的面前啊。
“我的希望没有落空。终天有一次，旁边一个圈子里又响起一片欢呼。鼓声停了，人群里推推搡出一个姑娘。这就是她！我一眼认出来了，是她！她的装束有些改变，穿着灰色夹银丝的西式上衣，端庄、大方。发式也已经不是短辫，蓬松地束成一把，甩在肩后。比轮船上见的她更显得有些魅力了。难怪我难以从人群里一下子认出她来！她还是那么自信，落落大方，没有再跟旁边‘耍赖’的女同学们费口舌，绷了绷微微上翘的嘴唇，走到圈子中央抽了签。按照签子上写的，她要在两分钟以内猜出一个刁钻古怪的谜语。她没有猜出来，只好又按照签子上写的惩罚办法，到一个彩色的竹篓里去摸一个‘未来的爱人’。
“同学们又欢呼起来。不知这是谁设计的恶作剧，而又偏偏让她赶上了。不管从那竹篓里摸出的字条上写的是‘中山狼’还是‘武大郎’，被罚的人都要向大家宣布这是自己‘未来的爱人’。尽管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她还是咬起下唇，眼睛里闪着紧张的光，把手伸向竹篓里了。唉，想来真可笑，与其说她紧张，不如说我比她更紧张——虽然她不知道。我心中好象觉得，她伸手抓出的字条，冥冥中和我有什么关联----这一切，是在我刚刚认出她来的时候发生的呀！
“她摸出字条了。她打开看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咚咚乱跳起来。那字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使得她的脸飞红了，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她双手一拍，情不自禁地喊：‘哎呀！真赚！’同学们都笑起来。有的高喊：‘快念念！怎么这么激动？’‘一定非常非常如意！’她这才明白过来，红着脸，跺着脚喊：‘我不是那意思！我才不是那意思呢！’……大家笑得更开心了。那字条终于被别的同学抢过来读了。那上面写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年少有为，前途无量。’在同学们更猛烈的笑喊声中，那个读条的男同学还一本正经地走过去，伸手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她把右手甩到了身后，这又引起全场一片戏谑的笑……
“尽管她抽到了最好的一张字条，尽管这个玩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快乐，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有点不是滋味儿。联欢会散了，我没有象多少次梦想过的那样，突然走到她的面前。甚至当她拖着椅子，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也没动声色。她的脸颊上，仍然泛着刚才兴奋的红晕。她也没认出我来。
“为这，我暗自谴责了自己多少次。我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褊狭。褊狭到因为一场游戏而耿耿于怀。是因为爱情的自私，还是因为别的？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终于到她的宿舍去了。‘还认得我吗？’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好象正为什么伤心，眼角还有泪痕。她吃惊地打量着我，抱歉地摇头。我说：‘荷，找到了风度翩翩，前途无量的爱人，就把什么都忘了！’她显然没心思和我开玩笑，垂下眼睑，说：‘别闹。你到底是谁？’我说：‘一个险些跳到长江里去的认“熊”的水手。’‘是你？’她盯着我，接着，是我已经见过的那样子：并拢的脚跟向上一踮，象是要跳起来似的。双手一拍，笑着喊：‘哎呀，我想起来了！’她把我让进屋，心情却很快又回到了刚才的抑郁之中，强打出微笑，可又找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题。我盯着她的眼睛，拿出船上初见时的口气，逗她说：‘干嘛？又是生离死别？和谁？这回不悲壮了？你的花头巾呢？’她没有回答我，懒洋洋地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那上面就蒙着那块印着凤凰的花头巾。她心不在焉，凝视窗外。外面，秋雨丝一样飘拂。我真希望她问我怎么也报考了这里，希望她问问我这两年来经历的一切。可是，她的心思好象根本不在这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我开口了：‘你……这两年过得还好吗？’她拿手指往床上划着：‘有什么好不好的。象我们这样的人，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再混一年，回到那个江边小镇，当个教书匠，心满意足……’话，是冷冷的，最后还苦笑了一声，补充道：‘比我妈妈那个教书匠强一点。她教小学，我教中学……’我吃了一惊，忽然觉得她很陌生。问她到底有什么不顺心，她抿了抿嘴唇，没有立刻回答我。可是，她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委屈的泪水……
“嗨，其实，不过是因为她们班里的几位同学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疏漏？全班同学那么多，叫上谁或者不叫谁，都是有可能的呀。可是，谁能体会得到一个边远小镇的姑娘进入堂皇学府以后的敏感和悲哀？她说她们几个人看不起她，就是！——她既没听过玛祖卡和波尔卡，也不知道德拉克罗瓦；她没有一个亲朋是什么名流、学者，于是也就从来没有勇气去敲任何一位教授的家门。她说她们一定嫌她‘土’，因为她只能象傻子一样，在旁边听她们那些高雅、时髦的奇谈，
便插上两句话，也多半充当了她们的笑料……她那么认真。激愤，不平，不断从鼻腔里吐出斩钉截铁的‘哼’声，是蔑视？是不服气？还是‘走着瞧’的挑战？都有。这神态，和当年在船上向我诉说身世遭遇时一模一样。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非但不再激起当年的情感，反而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怅惘和忧虑。好象我一直陶醉在金色的秋天里，这时才突然发现，原来也有败叶和秋光一起生长。她讲的，即使都是真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在我们的石榴湖畔，聚集了许许多多从荆天棘地里挺拔出来的云杉，自然也生长着不少从幸运的土地上萌发起的根苗。这里，有自命为‘拼命委员会’的学习小组，有媳灯以后仍然躲在盥洗间里背单词的青年，也有时髦之士、风流人物等，有诸熟‘终南捷径’，在出版部门、学术团体进行‘穿梭外交’的‘基辛格’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奇怪的倒是她，何至于对一次小小的秋游耿耿于怀，何至于因为一些浅薄的嘲笑而不安？噢，怪不得她桌上摆满了《肖邦》、《贝多芬传》之类，刚才还以为她在攻艺术史，原来她是为了知道玛祖卡和波尔卡。原来她的心里，埋藏着一颗虚荣的种子……
应该说，我对她的过去了解得还是那样少。我不知道，她在艰难时世中奋斗时，是靠自尊还是虚荣来点燃自己的热情。不管是怎样，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永远只靠这些来挑起自己奋斗的大旗吗？
“是啊，我的失望就在这里。她梦寐以求的，只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发现，她猛背莫奈、梵高、马蒂斯和毕加索；她学会了不知是从喉咙还是鼻腔里不时地滚出一句‘唔嗯？’截断别人的谈话。是首肯、认可？还是漫不经心，不以为然？鬼知道！反正这是现今最时髦的语气词——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位从人家外国留学生那里批发来的。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总算打听到了她妈妈过去的一位学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她要去拜访他，请他推荐稿子，引见名流。终于有一天的中午，她又在路上遇到了我，得意洋洋地说，她把那些小看她的人给‘镇’了——那些人拿着某学者的推荐信，去拜访文学研究所的高唐教授，万没想到遇上她正在客厅里和高先生谈笑风生，把那些人看傻了！这两天还接二连三地问：‘你怎么和高先生这么熟？’……她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次，她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她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也许，她那几位同学不敢再小看她了？她可以加入他们那一伙儿了？看着她那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冷冷地打断她，说：‘真值得祝贺。’我走了。
“那天，我在石榴湖边的长椅上呆了一下午。早春的风沙打着旋儿，在身前身后飞舞。我的眼前却总是出现她——上大学以后见到的她和‘红星215轮’上那个霞光水色中读书的身影。也许，我没有什么力量干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只能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熬煎着失望的痛苦。我想，难道她奋斗了半天，是要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难道我奋斗了半天，也是要回到那个小圈子里去吗？那里，是断送一个人全部激情、毅力和才华的泥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那里挣扎出来的啊！哦，挣扎，想起了那次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挣扎，眼前蓦然闪亮在暮色中的路灯，又蓦地使我心头发热——你为什么不快去找她？你怎么能不去找她……
“她正准备出门，说是有事。什么事？把头发一圈一圈裹上头顶，身上飘散出淡淡的檀香。中午我那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好象并没使她心存芥蒂，她的表情比以往更温柔，闪着眸子看我——但我已经预感到，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她将赴的约会。她向我投来抱歉的笑，说她最近太忙。她说她猜到了我找她干什么。本来嘛，初入校门，她理该为‘老朋友’引见一些名人。可惜太忙了。放心，她不会忘记的，不会的，更何况大家都同是来自巴山蜀地的‘小人物’……我脸红了，一种受侮辱的感觉使我的脑血管突突跳。窗外，对面宿舍楼闪烁的灯光好象突然飞炸成无数碎片，扑头盖脸而来。我眯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过了好久，才能用稍稍冷静的声音告诉她，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她问我，那有什么别的事吗？我说：‘没有。’我告辞了。
“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号，那天晚上我们S大学发生的事你是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男排在世界杯预选决赛中战胜了南朝鲜队，校园里一片欢腾。同学们欢呼着，敲盆打碗，不击烂不尽心头之快。‘砰砰’的暖瓶炸裂声此伏彼起。几千人冲出宿舍楼，点起火炬，一把小号高奏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喊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围着石榴湖游行，欢庆通宵……走在这支队伍里，我流下了眼泪。我忽然发现，那么多同学，他们过去是奋斗者，现在仍然是奋斗者，不少人过去的奋斗，也许不过是因为对不平遭遇的反抗，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了新的奋斗支点。多么好啊，这里，多少慷慨悲歌之士，为国为民的精英……而沈萍，她在干什么？她会为这一切激动吗？会吗？我想起‘植树节’那天，全系去京郊山区植树，她和我碰巧坐在一辆大轿车上。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开进山区，间或可以看见山坡上几间石块垒成的小房，几个放羊的孩子。她忽然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我膘了她一眼，说：‘你庆幸自己，是吗？’她微微点头，自言自语似地说：‘当然，如果没有今天，糊里糊涂，也许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可是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她说的，是真话。她不堪回首往事。她充满了摆脱命运的漩涡，进入一种新生活、新天地的庆幸。她绝不想想自己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还应该有什么关系。大概，生活中也还会有激起她不平，鼓舞她奋斗的东西，但绝不会是这些，绝不会。会是什么呢？可能只是一个白眼，可能只是一次冷遇……唉，奋斗者，不尽然那么伟大，不尽然，是吗？
“我连夜给她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我问她是不是感觉到了被人生的浊流裹挟去的危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浸漫着一股多．么可悲的浊流啊。我诉说我的担心，担心她在背‘名人辞典’，广交名流的浮华中毁了自己……当然，我很动感情。我向她吐露了那年‘红星’轮相遇以后，从心底渐渐萌发的情感，我承认这是爱。我说，正是因为那难以磨灭的爱，才促使我向她倾诉我的担心和希望。
“……这件事办得这样不理智。我后来才听说，这时她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某学者（恕我不讲姓名）的儿子——一切都应了‘击鼓传花’得的预言：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而我在她的眼里，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更何况，我还讲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傻瓜也不会写这样的情书的。
“以后，我们偶尔相遇时，还互相点点头，打一个简单的招呼，但我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她给我下的结论是——嫉妒，假正经，还故作多情……”
秦江把双手抬到胸前，交迭十指掰着、按着，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他没有说下去，脸色很难看。一盏一盏水银灯下，我们的身影还是短短短，长长长。
“就完了？”
“唔，应该说是完了。”顿了顿，他又说，“可又象是没完。要不，我干嘛还要管闲事，给自己招来痛苦？”
四
前面是通向宾馆转门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了门，宽敞的会客大厅空无一人。我们在一条长沙发上坐下来。
“上星期六晚上，在无轨电车上，好象是你喊我。我没理你，是吗？”
我点头，一笑。
“就是因为那件事。我很烦躁。”
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我是到首都剧场看戏去了。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朋友，哦，也是过去在‘老莫’和‘康乐’泡过的朋友。他爸爸是搞外事工作的。”
“他和沈萍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他在外地，来北京出差的。可是在闲扯中，我很意外地听说他的妹妹——一个过去我也认识的女孩子——在谈恋爱，男方的爸爸就是某学者。我吃了一惊，追问了一句，原来那个男的，就是沈萍的男朋友。”
“真的？！”
“我当时也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知道那个男的和沈萍的事。他不屑一提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S大的一位四川妞儿，死缠着他。他告诉我妹妹：烦透她了！我寻思这小子也不安好心，耍耍人家呗……嗨，他当然追我妹妹。他想出国！他有几封教授的推荐信，想在麻省理工学院混上奖学金，他让我家老头子走走门子，给催催……’下面还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进去。我的脊梁上透过一股寒气。我只想着沈萍。又是浊流！社会的浊流！人生的浊流！而沈萍在这中间算得了什么呀！随波浮沉的一根小草。可悲的是她不知道这些。是的，她不知道。这两天，她不是得意地讲她的男朋友要出国了吗。唉，她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准备挂起她的花头巾了。可是她想到没有，那挂着花头巾的航船正冲向礁石呀……
“回学校的电车上，我连买车票的话都懒得说，当然也没有兴趣回答你的招呼。我只是一遍一遍问自己：告诉她呜？告诉她吗？告诉她，她能相信吗？她不会又一次说你嫉妒、挑拨？再者，那位剧场偶遇的朋友，他说话的可信性有多少哇！缄口不言？这痛苦还不仅在良心上，而且在更隐秘的感情深处！我这时才发现，爱情，尤其是初恋的爱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我得到了那样的回报，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时时回味起那晨雾、远村、坦阔的江面，飘拂的头巾……更何况在现在！在现在！
“回到宿舍，已经熄灯了。默默地躺到床上。同屋的几位正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某某交了个女朋友，是个‘宝钗’式的人物啦，‘好生生一个清白女子，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啦，谁谁如何‘交游干谒’有道，正进行出国留学的‘秘密外交’啦……我烦透了。浊流，四处漫延的浊流。一股什么火儿升起来，我怒吼一声：‘算了！睡吧！’把他们吓哑了。我呢，却一夜也没睡着。
“清晨起来，我决定把一切告诉她。猜疑、臭骂都可以，反正我尽自己的责任。
“吃早饭的时候，我看见她了。她就在那张桌子旁。我端着碗走过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很惊讶，疑惑地向我点点头。我默默吃了几口面包，说：‘沈萍，你……你过得还好吗？’——天！这叫什么话，连我自己都怀疑这话里有什么‘不良居心’了。‘过得挺好。’她瞟了我一眼，目光里有猜忌，又有挑战。我说：“听说，他……你们那位，要出国留学了？’她说：‘没有。去通过“托夫”了，还要等护照。再过个把月吧。’她老练多了。得意、自豪，全隐藏在漫不经心里。‘托夫’、‘护照’……知道吗？最时髦的名词儿，说得越漫不经心，越时髦。我还能往下说什么呢？我知道，我要说的一切肯定会招来什么。我犹豫了，舌头打了卷儿。
“看来，我只能采取一个最愚蠢的行动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幸亏它没能实现。那可能是我身上消失了多年的干部子弟气质的偶然再现吧。当时，我打听到了她那位男朋友的地址。我决定去找他谈一谈，问问他是不是真的在耍这个来自小乡镇的姑娘。真是那样，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教训他一番，直到他认错为止……多浪漫，骑士一般！当时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个念头。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去了。
“他没在家。他的妈妈说他很忙。护照早就领到了，后天就要飞美洲了。这个消息更使我相信，沈萍的悲剧为期不远了——他这么快就要走了，看来沈萍并不知道哇。
“我在门口勾留了片刻，只好离开了他的家。走出楼门，忽然看见沈萍和一个小伙子远远携手而来。我闪到一旁。她穿着一件时新的银灰色绸料衬衫，丝带束着腰，衬出窈窕的身姿。近胯处的腰带结子随着她的走动而跳跃，飘洒、大方，已经看不出一个外省姑娘的丝毫痕迹。她一定自认为是幸福的，幸福的今天和幸福的明天。她绝不会想到等在自己前面的是什么！而我，只能用目光尾随着，看她跟着他走进了那黑森森的楼门。
“天黑了，楼房噼噼啪啪亮起一方一方灯光。几滴雨点飘下来，打到身上。我没有离开，在楼前的马路上徘徊。
“三层，最东边那个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上映出两个巨大的身影。那就是他们。也许，现在就是他向她摊牌的时候。大概过不了一会儿，沈萍会流着泪冲下楼来，跌撞着走进微雨之中。天这么晚了，我留在这儿会有些用处。至少，我要远远跟在她的身后，和她一起坐上回学校的汽车，再远远跟在她的身后，目送她走进女生宿舍楼……可是，我又多么害怕看见她跑出来。哦，不，还是跑出来吧……
“十点钟了，窗帘上的身影还在动。一个身影——那是她，她在梳头。我凝神注视着。这姿态我是熟悉的。三年前，在‘红星215’轮上，曙色初开，船过神女峰。她站在船舷，仰脸望峰。江风吹起她的秀发，她的右手也拿着一把梳子，顺着风势，一下，两下……那亭亭玉立的身姿，使站在机房门口的我凝视很久。可是，现在……突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又咚咚急跳起来，因为我看见那个窗户里的灯一下熄了。‘啪啪啪啪’，我踏着马路上耀眼的水窝，几步冲到最东边一个门，嗵嗵地向楼上跑去……
“我还是理智的。我跑到二层时收住了脚步。我问自己：‘你去干什么？’我退下楼来了，走出楼门，闭上眼睛，仰脸让雨水滴打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昏黄的路灯照耀下的班驳的路，慢慢地走了。走了几十步，我又回来，默对着那黑黝黝的窗口。我感到心酸。为沈萍，为她妈妈，也为我自己。但愿我在首都剧场听到的那一席话，全是胡扯、谎话、瞎说八道！但愿如此。可是，即便如此，沈萍就幸福了吗？一年以后呢，两年以后呢，她会感到永远幸福吗……我又想，说不定沈萍完了，为她在人生道路上的浅薄付出了牺牲。可也许，值得庆幸的是，这又使她回到我们中间，重新思索一下生活……如果真能那样，我将把今天晚上所见到的一切永远埋在心底，永远。可能的话，我还会对她说，我仍然爱着她……”
秦江不再讲了，仰头靠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好象在努力平息情感的波涛。他又深深吸了一口烟，向眼前缭绕的烟雾使劲儿吹去。结果呢，更多的烟雾在我们的身边飘游。
“后来呢，沈萍怎么样了？”
“不知道。这是前天才发生的事。”
我重重叹了一口气。
他瞥了我一眼，用手把面前的烟雾撩开：“你叹什么气？我不是说啦，这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只能使我们警醒、思考、坚定。”
“是这样的。”我点头，“……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和你不见你的爸爸有什么关系？”
“哦，”他笑了，“我险些忘了。”沉吟了一下，他说：“也许，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心情了。戴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我爸爸面前----得意吗？得意。可好象又觉得挺没意思。我想起了‘红星215’轮上那块花头巾。人生的道路还长，我为自己设计的这种得意场面感到羞愧。其次呢，我不知道你预感到没有，人们一旦知道秦江是谁，会给我特殊的恩宠，不少老朋友们又会拉我去作‘老莫’、‘康乐’的常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毅力经受这些了。说真的，这都要感谢沈萍。她使我想许多问题----关于奋斗者。关于人生。”
“那你就永远不去见你父亲了？”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失去这戏剧性的场面，我毕竟有些遗憾。
秦江又笑了：“你何必过于执。等心情好了，我随时都可能回家去看他。不过对你没什么意义。那只是一个儿子回家看看父亲，并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我们一起等电梯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作品？我觉得，这件事里倒有不少深意。”
“怎么写？都是同学，又还都在学校。写出来不是惹麻烦吗！”他摇头，忽然看了我一眼，笑笑说：“你感兴趣，你写。”
我说：“真的？”
“谁写不一样！我又没登记‘专利’。”他沉思片刻，又说：“再说，我要向沉萍讲的，也许只有这一条途径才能表达了。而这只有由你来说才合适……”
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于是，我就按照他讲的，只是把人名、地名变了一下，写成了这篇权当小说的报告。
（选自《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