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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


  冯楠用温水浸湿手巾,给丈夫轻轻擦拭着,嘴里安慰着:“老赵,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赵刚笑笑,用手拍拍肚子说:“这点儿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拣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嘛。”冯楠轻轻靠在丈夫身上说:“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孩子们安排好了吗?”“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粗鲁的军人结成生死交情。”“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三八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那天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了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你到独立团干吗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和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挤走的。刚到独立团时,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人毛病挺多,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呢?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亏了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有时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老李打起仗来真有点儿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不墨守成规。”

  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他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或‘狗皮膏药’,而我那时书生气十足,偏偏爱搬弄理论。”“我猜,后来你们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不搬弄理论了。”冯楠问道。

  “是呀,战争的环境太严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要是没有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了。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非常佩服,把他当成了我的老师。”冯楠依便着赵刚道:“我看,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使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真可谓后发制人呀……”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性格即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惟一能做到的是,始终伴陪你直至死亡。”赵刚痛苦地流下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力?”“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伴陪他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也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牲了一切。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经受了她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你看,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人们心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于我的。”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后,客厅里已面目全非,藏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礼服,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笑了:“人生真像场梦……”“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冯楠问。

  “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心里就受不了。从三八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四九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干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要去报仇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点儿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不能这就死呀。当时呀,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应该在下级面前保持点形象了,可我当时……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念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擦去眼泪道:“我想起田先生,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丁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加没有人性,没有爱与情。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青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我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你以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时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土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得对吗?”“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是在不断站出来。至少,我相信李云龙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直抽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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