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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代后记

  一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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