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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币制造者
刁斗
在我的感觉里，现在在中国，大面额人民币的上市周期似乎不断缩短。有人说
钱毛了。这我不大懂，金融知识可是一套挺艰深的学问。
我知道在以前，那些五元十元的人民币，一经占领市场，就称雄二三十年。我
想，这的确没什么意思，即使它们是又金贵又宝贝的钱，让人握久了也会感觉麻木，
心生厌倦的。而后来五十元面额的人民币的出现（同时也出过百元大票但印数极少，
较难见到），就让人感到科学了不少。它们畅行市场只有十年便退居次席，心甘情
愿地拥戴新的货币成员对流通领域的全面统治。现在面额最大的人民币是一百元
（主要为1990年版），但由于如今的人们商业活动频繁，消费水平提高，只过了短
短五六年时间，这一百元的大票也让人们觉得使用起来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估计，
一俟某种时机趋于成熟，面额更大的人民币就会投放市场。这都是未可知的事儿。
幸好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的俗语偶尔反用也大体成立。大面额人民币延缓上市，
至少可以让国家和老百姓能少受一点假币困扰之苦。因为谁都知道，造假者总是贪
心不足蛇吞象，他们是不屑于为了一元两元钱去铤而走险，担惊受怕的。而再过几
年，人民币的防伪技术提高了，那时再出大面额的人民币，就可以把作假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点了。
有些造假术真是可以以假乱真。我看过有人从广州以一比四甚至一比三买进的
假币，找银行的朋友用肉眼鉴定都蒙混过关了。当然也有的造假手段过于拙劣。前
些天，锦州市一个渴望发财的家伙从南方花三干真钞买了两万面额一百的假币，使
用头一天就被抓住了。他去饭馆吃饭，付费时把一张百元假币递了过去，老板一看
一摸，说你这是假的，不要。他屁都没敢放，就重新给了人家真钞。然后他又去小
摊上买烟，想唬卖烟的老太太，可老眼昏花的老太太也不含糊，照样拒收假钞要他
的真钱。结果他真钱花完了，只得利用夜色去坐出租车，以为黑暗对他会有所帮助。
可是下车时，司机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还是要真钱。他说我只有这个钱，司机就把
他送到公安机关了。这个愚蠢的家伙，我没有见过他那三千真钞买来的是两万什么
样的假币，但我敢断定，那假币的制作成本不会比高级卫生纸的制作成本大到哪去。
现在言归正传，说说1983年。
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五十元面值的大额人民币，是在春红手里。
“五一”过后，春红从沈阳回到学校，我去看她，并通知她到潭柘寺春游的事
儿。那天我一进她寝室，就见好几个女生正在议论纷纷地传着看两张五十元的人民
币大票，只有春红含笑坐在一旁。我听说五十元的人民币已经发行了，但没有见过，
现在女生们传看的这两张大票，肯定是春红从家里带过来的。我知道，春红的父母
都在银行工作。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我一时有点手足无措，只能这么没话找话。
“看钱呢。”春红一边回答，一边把我让到她的床上坐。她住下铺。与她同寝
室那几个看钱的姑娘，一见我来了，立刻识趣地走了出去。那两张五十元的大额钞
票，眨眼之间就又回到春红手里。
“出五十的啦？”我明知故问地说，“来，给我也看看。”
“还出了一百的呢。不过我也没见过。”
“真新。”
“我家有十张，我带来两张，你看看，号还是挨着的呢。”
我看看钱上的号码，果然是挨着的。
“好！”我说，便做出爱不释手的样子，反复摩挲。我知道我这样做，春红高
兴。
果然春红春风满面。她说这钱她不想花，只留着看。春红一高兴，我心里边就
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说明她不再为“五一”前的事儿怪我了，我说对，这钱不能花，
就留着看个新鲜。
这时候是我们读大二的第二学期。第一学期，学习之余，有许多同学就已经能
够腾出精力谈情说爱了。特别是那些在中学时代即有过单恋、相恋、失恋三部曲经
验的同学，都开始合饭盆吃饭了（也有合床睡觉的，但我只是听说）。那时候，在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某男生和某女生恋爱了不说“恋爱”了而是说他们“合饭盆”
了。尽管并不是所有谈恋爱的同学都合饭盆吃饭，但用“合饭盆”这种说法来指称
谈恋爱，还应该算是挺不错的发明。既不那么正规，又很形象。还有一点调侃的味
道。所以，当时如果哪个男生要追求哪个女生，总是先找一个和那女生比较接近的
人去打听：“有人和她合饭盆吗？”没有的话，他就可以展开攻势了。如果被告知
那个女生已经有人与之合饭盆了，男生也不会如何沮丧，他只消立刻去打那个他渴
望与之合饭盆吃饭的第二候选人的主意就行了，不必非吊死在一棵树上。那时候我
们这些大学生们，已经像最初投身商海的人一样，成了这个社会较早懂得要注重实
效的人。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犯那种初级错误：单恋多时后方才知道，人家早就名
花有主了，闹得自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合饭盆吃饭，在两情相悦的精神享乐之外，亦有多种好处。对于男生来说，没
有比合饭盆吃饭更能体现大丈夫威风的事情了。饭前是女生排队买饭，饭后是女生
去水房刷盆，而男生只负责吃和占个座位就行了。那时候食堂里人来人往，不去买
饭不去刷盆的人，都是占尽风光的人，而对于女生来说，虽然买饭刷盆都要多干一
点活，等于是多侍奉了一个人，但每每从卖饭口挤出来，十指张开端着好几个盆，
软软地冲远处正在张饭桌前夸夸其谈的男友喊上一声：“哎，你倒是帮我一把呀！”
那其实是可以凭添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与骄傲的。至于男女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点
是，合饭盆吃饭省钱。假如你是自己吃饭，你吃什么菜呢？吃好的吧，太贵，每天
两顿（早餐不算），奢侈下来，并不是什么人都受得了的。可吃差的呢，营养不营
养、馋不馋还都在其次，关键是丢不起那个人。在大学生中，节俭就是小抠和穷的
代名词，而合饭盆就好多了，每顿饭都可以那么一好一坏地搭配着吃，既科学又经
济，还能堵住别人的嘴。
基于以上种种以及身体的理由，与一个女孩子合饭盆的念头在我心中蠢蠢欲动。
我来校最初一见到春红，就喜欢上她了，当然喜欢也仅仅是颇有好感，我从没
想过要与之合饭盆之类的事儿。那时候，对于男女恋爱我毫无经验，乍一见到老生
勾肩搭臂地招摇过市，我还有些小小的厌恶呢。我懂得年轻人要刻苦学习的朴素道
理。可大二一开学，就好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在我们中
文系，在春红她们外语系，还有哲学系、经济系、数学系、化学系……所有系里的
二年级学生中，都出了一对对合饭盆的男生女生。在阅览室里，在晚自习上，这些
与我同龄的恋人们都像在食堂吃饭一样，旁若无人，亲密无间，这实在无法不让我
心生艳羡。我是一个要强的人，什么事情都不甘人后，现在既然同年级的同学们有
好多都开始恋爱了，我想我也必须迎头赶上。我可不愿意在夜里熄灯以后同寝室的
人大谈爱经时，我像个木头那样插不上言。我想到了春红。我认为，我的第一“合
饭盆”候选人，应该是她。
瞄准了一个目标，首先要做的自然是观察。幸好我们两个班的小教室相距不远，
我稍微绕上几步，就可以看到春红。我发现，春红开朗随和，跟谁关系都不错，并
没见她与哪个男生有什么特殊接触。这让我看到了最初的可能性。“桃李杯”系际
足球赛上，春红班上一个男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就试探着问他春红的名字，谁知
他露出来一副惊讶的表情。“怎么，你们不认识？春红可说过你是你们东北老乡里
的才子呀。”我这才知道，她叫春红，她是我的老乡沈阳人，而且她早就了解我，
还对我有点好感呢。我听着那个男生的话不露声色，可我心里边简直高兴死了！再
往后，我和春红就熟悉起来，并且在大二的寒假里，我们还一起搭伴回沈阳过年，
然后又一起回到北京。这期间，我们的了解不断加深，互相间的好感也都不言自明
了。
这样就发展到了有那么一天，我给春红讲完某男生和某女生合了饭盆的事后，
不失时机地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追了一句：“干脆，咱俩也合饭盆算了……”
我是一个还算有些眼色的人，我认为现在提出与春红合饭盆的建议应该是水到
渠成的。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春红却一口回绝：“去！别瞎说。”她显得有些慌
乱，好像是受到了羞辱。“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就不跟你来往了！”
我说过，那时候我没有恋爱的经验，我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对我好又拒绝我是什
么意思。
就是在这之后不久，我见到了春红的五十元大额人民币。
“五一”前夕，春红要回沈阳，她问我是否也有回家的打算，我犹豫了一下，
如实说没有。我的确没有回家的打算。我家经济比较困难，家里给我的钱，除了勉
强维持我的正常生活，无法再允许我一年里边在北京和沈阳之间往返四次。当然如
果在不久之前，春红响应了我“合饭盆”的建议的话，这个“五一”我是能够与她
同行的。即使去卖血，我也要陪她回趟沈阳。可是现在春红让我摸不着头脑。说她
喜欢我吗，她却不同意与我合饭盆；可说她看不上我呢，她又非常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被她搞得迷迷糊糊，我想不好该怎样摆放我与她的关系。虽然我还不至于立刻去
向别的候选人发动进攻，可我也不敢在她身上做更多的无效投入了。
春红离开我时，表情不大自然，明显地有些不快。这让我心里感到难受。本来
事先说好了我送她上站的，可她走那天，并没等我，让我在她宿舍挨了几个女生一
顿“没有骑士风度”的数落。结果“五一”放假那几天我就心情不好，一页书也看
不下去。幸好物理系一个姓陈的哈尔滨姑娘约我进城去逛王府井，我才有了点拎包
陪行的营生干。
可是我心里没法放下春红。没有陪她同回沈阳，我自己都觉得我狭隘，好像我
成了那种非爱即恨的小肚鸡肠的人。我就想，即使真地不能与春红“合饭盆”了，
我也该弥补我有可能给她留下的不良印象。我不愿意给任何人留下不良印象。在这
样一种心境下穿行在人群如蚁的王府井大街上，我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哈尔滨的陈
姑娘是个感情细腻的女孩子，她见我情绪不好，非常着急，一个劲问我怎么了。我
说没什么，就是学习搞得太紧张了。她便说，那还不好办，有空的话，咱们这些老
乡（在学校里，东三省的人都互称老乡）一块出去散散心呗。听了她的话，我一下
子受到启发，我记起来春红曾经说过，她很想去潭柘寺玩玩。当时我表示要陪她同
去，是她嫌人少没有意思，我们才未能成行。现在陈姑娘这个偶然的建议，帮助我
找到了在春红那里扭转不良印象的最佳途径。我立刻拍着手对陈姑娘说，对对，咱
们东北老乡搞一次春游吧，去潭柘寺。陈姑娘见我高兴了，她也高兴，连声说好好
好好，去潭柘寺。于是这天回校以后，我和陈姑娘连夜就开始分头行动，没到第二
天中午，我们就约好了各系各届的十名东北老乡。加上我和陈姑娘以及尚未返校的
春红，一共十三人，我们决定在“五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同游潭拓寺。我和陈
姑娘自然成了这次活动的总协理，经过估算大伙每人均摊六元五角钱，都由我俩掌
握。待结伴出游那天，买车票、买胶卷、买饭买菜啤酒等一应开支，就全靠我俩的
统筹安排了。
春红从沈阳回到学校那天，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五十元新版人民币那天，我在
把这次行动的全部情况通知给她时，暗示了我这样张罗全是为她。
“你看，你嫌我一个人陪你没意思，我给你找了十二个伴儿。”
春红面色绯红地笑了起来，虽然我只是点到为止，但她肯定心领神会了。
“我领情，我领情。”春红举起一张五十元钞票对我说，“你说我怎么报答你
吧，要不要我把这张大票捐出去？”
我说：“可别！你还是留着你这宝贝的连号新钱当纪念吧。”我还想说你那六
块五都不用拿，我替你包了得了，可我没敢。我说：“咱一视同仁，你也交个六块
五就行。”
出游潭柘寺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跑进女宿舍楼，先叫醒了陈姑娘，让她去喊
别的女生，然后我钻进了春红寝室。一般来讲，不论男生女生，每个人床上都一年
四季挂着蚊帐。所以男生到比较熟悉的女生寝室，女生到比较熟悉的男生寝室，并
不大忌讳什么时间。在宿舍门前找个老头老太太当道德警察，那是后来才有的举措。
那天我来到春红的寝室时，除了春红正对镜梳妆，别的女生都在蚊帐里蒙头大睡，
她们对我的到来没有半点意见。
“快点走吧。”我挤着嗓子说。
“马上就好。”春红并没有压低声音。
“你这钱怎么不收起来？”我看到，那两张连着号码的五十元新票，正摆在春
红要背的小包旁。“我一会儿得带上。”看来春红对这两张钞票的喜欢劲儿还没过
去呢。
“又用不上，带它干啥？”
“你没看过《百万英磅》吗？”
我笑了，春红的孩子气十分可爱。“你这跟百万英磅的差距未免大了点。”我
摸了摸两张钞票说，“我敢打赌，你用这买东西，所有的小商小贩对它们珍惜的程
度都不会超过对待一捧烂杏。”
“那我就自己拿着玩。”
“你可别把它们折旧了。”
“就是呢，我也是怕折了，不知该放哪。”
我想了一下，顺手从春红蚊帐里边的枕下抽出一本书来，“夹这里”我把书递
给春红。那是一本图书馆新购进的小说，叫《伪币制造者》，法国人纪德写的。在
春红把它从图书馆借出来之前，只有我借过，前一阵子春红要读小说，让我给她推
荐，这本就是我的推荐之一。
“你真聪明！”春红赞赏地点了我一指头，小心翼翼地把那两张五十元新票夹
进书里，又把书装进背包，和我一起走出寝室。1983年春天的潭柘寺风景区，天高
树绿游人稀少，野味十足。我们一到那里，大伙极目四望，立刻一迭声地夸我和陈
姑娘选了个好地方，什么审美趣味高呀，组织能力强呀，全是美誉。陈姑娘和我自
然十分得意。我俩忙前忙后，发号施令，不断窃窃私语，又不断推出新点子。后来
玩那个抽纸条的游戏，就是我和陈姑娘灵感闪烁的即兴之作。
玩这游戏是在午饭以后，按照计划，上午爬山踏青看景点，中午喝酒吃饭，然
后做游戏，唱歌跳舞，3点钟启程返回学校。
在去潭柘寺的路上，在爬山踏青看景点的过程中，我始终精力充沛，我几乎替
所有的女生背过包，翻沟过坎时我还几乎拉过所有女生的手。在我的带动下，全体
男生都变成了殷勤的情人，纷纷抢着帮女生背包拿东西，拉女生翻沟过坎爬山头。
本来我帮助别的女生，都是在为帮助春红打掩护，可让别的男生这么一搅和，我连
春红都帮不上了。大伙对我说，你总指挥就不用干这简单劳动了。我说别别，我还
是吃苦在前的好，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还把马让给战士骑呢。可他们还是不干，说现
在是和平年代，领导应该有所特殊。于是，我出发时挎了一身女式小包，到最后连
自己的军用书包都不用背了，的确感到身轻如燕。
吃过午饭，我要求大伙坐在原地不要动，先玩个抽纸条的小游戏，然后再唱歌
跳舞、大伙很感兴趣地望着我，我得意洋洋地指示陈姑娘把几张白纸撕成窄条，分
发下去，同时我宣布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虽然简单，但它隐含了某种天意，请一定慎重对待。”我卖着关子，
虚张声势。“现在每人手里都有三张纸条，你们在填写时必须遵循如下规则：在第
一张纸条上写出自己的名字，在第二张纸条上写出某个地方，在第三张纸条上写出
干什么。比如XX（我自己的名字），在潭拓寺，春游。当然了，我只是举个简单的
例子，在写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名字，后两项越荒唐、越可笑、越……”
“明白了。越有想象力……”
“越莫名其妙……”
“越标新立异……”“越好玩……”
“越好！”
接下来，大伙纷纷埋头写，陈姑娘绕场一周将纸条收回。她按照名字、在什么
地方、干什么的类属，分成三组把纸条摆在圈子中央。她把三组纸条分别混一混，
然后依次从每组里抽出一张。“一会儿大伙照我这样子抽。”她说，“我就先来了。”
抽完她低头去看手里的纸条，可还没等念出声来，就已经把腰笑弯了。
“快念快念！”大伙催她。
“写的什么？”有人问道。
陈姑娘笑得更厉害了。“张三——”她念出所抽纸条上的名字，“在，在，在
女生宿舍，挠脚心……”
大伙瞧着张三笑成一团。张三是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跑到女生宿舍去挠脚心
的形象，对他来讲十分滑稽。就这样在笑声中，大伙兴致勃勃地依次抽取纸条，当
众宣读。
“李四，在宇宙中，想家。”
“王五，在一间没有别人的房间里，踢足球。”
“赵六，在故乡的田野里，流浪。”
“陈，在爱情的滋润下，眺望未来。”
“春红，在孤独与痛苦中，体会快感。”
……
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轮下去，最后剩下三张纸条，就是我的了。我没想到，其
他十二个人抓到的都是写着别人名字的纸条相组合，剩给我的，就必然是有我自己
名字的重新组合了。“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我一边伸手，一边叨咕，
别人就都笑：“这是缘分！”“你自己设计的嘛。”
“××”，我别别扭扭念出我自己的名字，可另两张纸条上的话，我无论如何
也念不出来。“我就算了吧……”本来我自己写的是：“××在孤独与痛苦中，眺
望未来。”可现在我的“孤独与痛苦”给了春红，而“未来”给了陈。我自己则是
——
“不行不行！”大伙一齐喊，“这时候不能搞特权。”
“××，”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念，“在陈的饭盆里，寻找爱情……”我一念
完，大伙的情绪就被推上了最高峰，有的人一边大笑着，一边开始起哄。“合饭盆
喽！合饭盆喽！真是天意呀，××和陈合饭盆喽……”
我顾不上大伙的插科打诨，也顾不上陈的羞涩不安和百媚千娇。我只是用眼角
的余光注视着春红，我发现她的表情特别难看。
我开始痛恨这个游戏了。同时我又感到庆幸，似乎这个始料不及的结果又洞开
了一条奇异的缝隙，使我看到了一线光明。
跳了一会舞唱了一会歌，看到春红的情绪和缓了许多，我也感到某种松驰。这
时已经没人再提我与陈“合饭盆”的话茬了。我不会跳，除了偶尔随大伙一块喊一
首歌，就一直在旁边给他们跳舞的人摆弄录音机，所以我能够注意到春红神态的细
微变化。后来春红退出舞场，坐到我们刚才吃饭喝酒玩游戏的地方。我有点紧张，
不知道她是不是又想起了什么不开心了。但很快我也就感觉到了，她没不开心，她
确实是有点累了，需要歇一会儿。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过去陪她说说话。这时
我注意到，春红在擦着汗水看了一会别人跳舞后，哈下腰，在那一大堆十几个包中
间翻了两下，拎出她自己的那个小包。她打开包，把《伪币制造者》拿出来，当成
扇子来用，也算是物有所值了。现在春红已经停止扇风，开始了一本正经的阅读……
可是就在这时，就在我想继续这么不远不近地把春红优美的坐姿读姿欣赏下去时，
我发现她的脸上出现了骇人的变化。
夹在《伪币制造者》里那两张五十元的连号新票，不翼而飞了！
在1983年，一个人一下子丢失了一百元钱，可不是个小事。虽然春红强打着精
神说，算了算了，破财免灾，财去人安乐。可我们这个十三人的春游团体还是立刻
紧急动员，全力查找。我们翻遍了《伪币制造者》的每一页，我们搜索过了周围的
每一处草丛和每一堆石块，我们甚至每人都主动地清理了一下自己的包（因为那些
包总是混放在一起的），当然都毫无结果。“五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这
十三个东北老乡，在愉快的潭柘寺之行最后阶段，因为春红丢钱这件事情，都乐不
起来了。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这些老乡再见面时，都有点讪讪的。尤其是我们这些男生，
所有的人都帮春红背过包，自然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丢钱的事负一点责任。但我们又
都没法问春红的钱找到了没有。如果那样问了，就好像是在指责春红自己管理不善
让大伙跟着担嫌疑。照理说我应该去安慰春红，我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组织者，
我是能够证明春红的钱的确夹进了《伪币制造者》里的唯一一个人，我和春红又同
样来自沈阳并且关系最为密切。可是好几天里，我只去过春红宿舍一次，而且呆的
时间不足半小时。春红那种不冷不热的敷衍态度，让我没法跟她深入交谈。在那几
天，我对春红情况的掌握，全部来之于陈姑娘的传递。她说回校以后春红又翻了宿
舍，自然还是白花工夫她说春红看上去情绪低落，没想到丢了一百元钱对她构成这
么大的打击。她说春红到底病了。
听说春红病了，我立刻想往女生宿舍跑，我还想到了应该给她买一点水果。可
是正在我踌躇着找谁去借这笔买水果的钱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正从教工楼那边
向我走来。团支书说，你先别忙着去干别的，老师有事找你，正在办公室里等着呢。
我只好先放下春红去找老师。
在办公室里等我的老师，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一见到他们，马上就明白是怎
么回事了。我很紧张，说句心里话，还有点害怕。尽管我知道我没有道理紧张和害
怕，可我依然心跳如鼓，动作僵硬。我想起有一句俗语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现在我认为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一旦鬼找上门来，没做亏心事也让人很难坦然应
对。
现在在我面前的两个老师是一男一女。那个姓高的中年男人一脸正色，他，我
们班的辅导员；那个姓宋的年轻姑娘目光犀利，她是春红班级的辅导员。他们坐在
靠墙的长条桌子后面，却示意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地中央一把椅子上，我感到这十足
是对正规审讯形式的照抄照搬。那时候，我是一个刚满20岁的白面书生，通过森严
的环境和压抑气氛将我击垮打倒，简直易如反掌。
“有什么事儿吗？”我问了一句。
坐了片刻，我感到窒息，对他们就充满了愤怒。他们除了在我进屋时伸了伸手
呶了呶嘴，然后就那么一声不吭声地直视着我，看得我发毛。我无法忍受这种污辱
人的心理攻势，可是发出来的声音却小得像蚊子。
“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又问了一句。“当然有事。”良久之后，高老
师先说话了，同时看了宋老师一眼，宋老师会意地冲他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其
实不用我们说你也知道是什么事，但我们等了你几天，你也没能主动一点。不过现
在你说了也可以算你主动。”“是潭柘寺春红丢钱的事吗？”
“是在潭拓寺春红的钱被偷的事！”高老师一个“偷”字，说得又重又狠。
“这——”我想起身愤然离去，可是不敢。再说我仍然希望他们对我如此态度只是
例行公事，而并非已经视我为贼。“如果你们需要了解情况，”我诚恳地说，“我
可以汇报一下那天……”
“那天的情况我们全掌握了，我们已经分别与其他十二人都谈过了。”高老师
不紧不慢地说着，还“哼”了一声，满脸的轻蔑和蛮横。我盯着他的牙齿，害怕到
极点。当然我现在怕的已经不仅仅是这高老师和宋老师了，我怕的对象，已经扩大
到包括春红、陈姑娘在内的其他十二人。这些天里，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我提起过老
师正在调查这件事。“现在，”高老师继续说，“就看你的态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我只能更加诚恳。
“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高老师却更加轻蔑与蛮横。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在以后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每天都找我，有时是高老师单独找
我，有时是宋老师单独找我，更多的时候则是他们两个一齐找我。他们已经不再忌
讳什么，直截了当地要求我还回偷拿春红的一百元钱。他们软硬兼施：硬的谁都可
以想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处分开除送交公安机关之类；软的则是劝诱分析推理说
服。他们大概因为也像我一样看过许多侦破小说，讲出来的理由全都让人没法反驳。
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会时常要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把自己规定成为偷钱的窃贼。
而之所以我现在对偷窃的细节已经丧失了记忆，是因为当时我处于一种下意识状态，
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十分自觉，这能够证明我还不是惯犯。首先我有充分的偷钱动机。
我家里比较穷，我又是个既爱面子又好出风头的人，一百元钱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我还喜欢那两张新版的五十元钞票，见到它们我爱不释手，我流露过它们有纪念意
义之类的话。最主要是我曾试图要与春红“合饭盆”，却遭到拒绝，我完全可能怀
恨在心伺机报复。另外我也有充分的偷钱条件。是我让春红把钱夹在《伪币制造者》
里的，而我是那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熟悉那本书的构造（这一条玄了一点，可提
示出来，能够更像专业办案人员的谈吐）。在去潭柘寺的路上，我多次紧靠在春红
身边，并且我帮助春红背包的时间最长。在吃饭喝酒时，在玩那个抽纸条游戏时，
尤其是在大家去跳舞时，我都与那一堆包挨得最近。而更有一个关键之点是，在那
天去潭拓寺的所有人中，只有我和春红知道在她的包里，在《伪币制造者》的书页
之中，夹着两张面值为五十元的人民币。
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除了一遍一遍地对高老
师和宋老师解释（当然他们总是能把我的解释驳得体无完肤），我还想去找春红解
释，找陈姑娘解释，找同去潭柘寺的另外十个老乡解释。可是我发现，不论在食堂
在路上还是在阅览室在教学楼，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有意地躲我。好像我已经成了能
够传染瘟疫的细菌。我也几次下了决心，要去他们的宿舍找他们，可是每回我都会
在迈开脚步的那一刻又丧失了勇气。找到了他们，我能说什么呢？他们又能说什么
呢？万般无奈中，我只好在一个高老师和宋老师都没有找我谈话的下午，跑到一个
在北大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借来了一百元钱。我决定不论是谁，不论是高老师还
是春红或者陈姑娘，只要他们当我面再提一句春红丢钱的事，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
那一百元钱交到他们手里。“对不起，”我会这样说，“是我偷了春红的钱。可是
那两张五十的新钱已经被我花了，我只能还回来这些旧钱。”
但是从此之后，却再没人当我面提到过春红丢钱一事，好像这件事情从来就没
有发生过，直到两年以后我大学毕业，直到过了十三年以后的现在。
十三年以后的现在，有一天，领导派我去采访一对美国夫妇，让我写他们的报
告文学。据说那个美国佬的妻子是中国人，而且就是沈阳人，他们这次是来沈阳投
资的。我早就下决心不再写什么报告文学，可是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也是为了
编辑部创收嘛。写他们老外的报告文学，要比写国内那些企业家合算一百倍。”接
着领导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他已经事先谈好了价钱。最后领导又说，“亏不着你，
按千字四百给你开搞酬。”我知道，在沈阳，还没哪个作家拿到千字四百的稿酬呢。
我只能去了。
读者可能已想到了，那个美国佬的妻子就是春红。
我当时就决定放弃八千元的稿酬了（领导规定的报告文学字数是两万），可我
不能不接受春红的盛情邀请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当然即使共进了午餐，我也未能
与春红合上饭盆，因为他们请我吃的是西餐。在我们的午餐将近结束时，春红用英
语对她的美国丈夫说了些什么，那个美国佬像孩子一样听得张口结舌，然后一脸严
肃地指示春红再对我说点什么。
“罗伯特让我向你郑重道歉呢。”春红说。我知道罗伯特就是他的丈夫。“道
歉，怎么了？罗伯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了？”
“不，罗伯特指责我对不住你，”春红脸色有点发红。但我想那不是因为歉疚，
而是因为啤酒。“为我怀疑你偷钱的事。”春红说到“偷钱”这个字眼，就像她在
对罗伯特说“Darling”。我停止了手里的刀叉，也停止了嘴里的咀嚼。
“当时宋老师把钱一给我，我就想去找你，可我怕你不理我。其实从来也没认
为你会偷我的钱，但老师同学那么一分析，我就也……”“怎么回事，宋老师把钱
给你？”这种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是呀，宋老师跑到图书馆，把我还回去的《伪币制造者》又借了出来，她一
翻，就找到了那两张钱。”
“这——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呀！”
“那本《伪币制造者》我们几乎翻遍了每一页。”
“大概是翻得还不彻底呗。”
“你对了那两张钱上的号码吗？”
“对号码？……我，当时我很难过，那钱我都没再看一眼，就让同学拿出去把
它们破成十块的了。你是说……”
现在，我很想找一个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见一见那个在1983年时很年轻的目
光犀利的宋老师。可我知道，我依然没有勇气。我大学毕业那天起，我曾无数次地
滞留北京，但从来没有过重新迈进母校大门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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