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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持进京
韩东一
袁义打电话给我，说郑一川最近要回国。他准备从北京走，然后回成都。袁义
问我要不要来北京一见？我说：到时候再说吧。袁义说：一川一周内准到，你要到
什么时候再说呢？他的意思是让
我马上决定。
说实话，我并不想去北京见一川，没有那样的冲动。我们分别已经十二年了，
我早就做了准备，永世不再见面。不是说我和一川之间有什么过节，恰恰相反，当
年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和一川住一个宿舍。袁义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常来
串门。一度我们三个关系亲密。可事过境迁，再来补续前缘不是我的习惯。这方面
我有些冷漠和不近人情。
袁义一直留在国内，但我们的距离也不算近。
若不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这个朋友恐怕也已经失去了。我从
来没有主动给袁义打过电话，因为时间和距离，还有职业关系，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通过上面的叙述，你大概已经看出我的问题来了。总之，我变得越来越古怪。
袁义他们一直在试图“挽救”我。他们想把我“拉出来”，和大家在一起，好吃好
玩，快快活活开开心心的，就像当年一样。
此刻袁义力劝我前往北京。与老朋友见面事小，帮助我脱离苦海事大。或者说
与帮助我脱离苦海相比，老朋友的欢聚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要知道无论是袁义还是一川，对我都有极深厚的兄弟感情，这也正是我不敢面
对的东西。
虽说我并不想去北京，但也不便就此拒绝。袁义正是抓住了我的这一弱点。他
说一川25号到北京，他21号去上海，开一个会。回北京时他准备从南京走，和我同
行。
同行，说得动听，不过是挟持而已，或者说是押送。袁义问我怎么样？我说：
等你来南京再说嘛。我总不至于会不让他来。南京是我的家乡，我的地盘，有什么
理由拒绝袁义来此做客呢？袁义一向善于抓住我的弱点，紧追不舍。
你到底去不去？赶快决定。要是你不去我就不来南京了。
赶快决定，我好定票，临时购票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样，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去了北京。一切都是按袁义的计划进行的。他去上海，
他来南京，和我见面、吃饭、喝茶、拿机票、联系去机场的汽车。最后我们终于登
上了去北京的飞机。我和袁义的座位紧挨着，他坐外面，我坐里面。安全带束住了
袁义肥大的肚皮，使睡着的他不至顺着座椅下滑。我可怜的朋友，终于可以放下心
来了。
二
我们是23日抵达北京的。我被安排在燕京饭店里，等待一川一家的到达。袁义
回家住。他白天上班，晚上到饭店来，陪我吃饭、聊天。
25日，也就是一川一家抵达的那天，我换了饭店，由燕京转到了中山。当然越
换越高级了。这一举措是为了迎接一川的到来。届时，我们将住在一起，袁义也将
住到饭店里来。我们将通宵达旦地喝酒、忆旧，无所不为，这是可以想见的。
袁义由于工作太忙，换饭店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他的司机为我办理了一切。
下午，袁义从公司打电话给我，问我去不去机场接一川。我说：“算了吧，我
就在饭店里等着 .”这次袁义没有勉强我。四点左右，他亲自驾车去机场，迎接一
川一家。同行的还有小鲍，袁义新婚的妻子。这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久别重逢，也
是两个家庭的首次见面。我孤身一人，没有去还是正确的。
我在中山宾馆里等消息。其间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称自己是袁义所在公司
办公室的，说是袁总交代的，让我换到十四楼去，房间会好一些。他解释说：上午
来的时候十四楼没有房间，这会儿有了。让我去下面的大堂办理手续，他在那儿等
我。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这儿已经够好的了。对方也不勉强，挂了电话。这一
插曲勾起我的好奇心。过了一会儿我独自溜进下面的大堂，看房间的牌价。我住的
这种规格每天八百八十元，一川一家入住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每天两千八百八
十八元。好在他们一家三口，人均花费和我差不多。而刚才让我换的房间，是和一
川他们同一规格的，也是两千多。这是何苦来呢？
当然住店不用我们掏钱，都记在袁义的账上。回想起这两天在饭店餐厅里吃饭，
我也都是签单的。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开始颇不习惯，后来竟然越签越爽，来劲了。
袁义工作繁忙，有时不能来陪我吃饭，我就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些写东西的朋友，让
他们到饭店里来看我，我请他们吃饭 .我对他们说：只管点，反正是签单，不用自
己掏钱的。于是这帮人狂点一气。你知道，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很穷，嘴又都很馋。
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自己是一个住在高级饭店里签单的人。虽然我越签越习惯越
签越喜欢，但还是不敢相信。我不相信，别人也同样不信。饭店里的服务人员大约
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签单的人（不相信我的衣着还是不相信我的气质？），每次
签单时他们都要核对我的房卡。每次核对房卡的时间都很长，足以使任何一个骗子
心惊胆战。
有一次他们终于憋不住了，向我指出房卡上的签名和我签单时的笔迹有所不同。
他们拿来一张纸，让我再签一遍。我的脸不禁涨得通红。幸亏我宴请的朋友中有一
个是见过世面的，他让我模仿房卡上的签名签一个。我照他说的那样做了，果然顺
利过关。服务员小姐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了句：先生对不起，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房卡是入住时袁义签的，当然与我的笔迹不同。好在我从小爱好画画，还考过
美术学院，临摹功夫不错，这回便用上了。
三
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我房间里的电话才响。是袁义打来的，说他们已经到了，
在下面的大堂里，让我赶快下去。
我带上房间的门，乘电梯一直下到一层。远远地就看见一川一家还有袁义、小
鲍坐在大堂东侧的咖啡座上喝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了一川，与十多年前相比几乎没
有什么变化，只是人胖了一圈。他笑眯眯地站起来和我拥抱。在座的所有人都目光
炯炯地看着我们。
一川女儿的眼睛又圆又亮，睁得老大，模样一点也不像中国孩子，倒有一点像
印度小孩。她长得胖胖的，肤色黝黑，满脸的认真和坦然。一川让她叫我“伯伯”。
了了叫了声：伯伯，发音有些生硬。
最后我看见了李娜。想当年她可是美丽非凡的“川妹子”。一川每天坐在宿舍
里“撅着屁股给老婆写信”（袁义语），指的就是给李娜写信这回事了。
一家三口总的特征是胖。一川可用“胖大”来形容，宽阔的肚腹束着一只鼓胀
的钱包。了了也胖，个头已经和她妈妈差不多高了。我们（我和袁义夫妇）尾随他
们升上十四楼，来到预定的房间里。随后，行李也被运送上来了。
休息片刻，稍事整理后一川一家随我们出去吃饭。了了开始不想去，经过一番
说服才勉强同意 .这时已经九点多钟了，北京的饭馆大都已经关门。没关门又值得
一去的地方，又太远了。最后决定还是去宾馆内的餐厅。
众人再次乘电梯下到一楼，进了右手的餐厅。由于时间关系，除了我们这一桌，
已经没有客人了。袁义点了一大桌，足有二十几个菜。本已疲惫的餐厅方面立刻活
跃起来。一川大声地嚷嚷着，时而中文时而英语，时而四川话，引得袁义夫妇发出
一阵阵笑声。李娜也很兴奋，抢着说话。也难怪，他们终于回来了，落地了，放心
了，也轻松了。尽管餐厅里灯光刺目，客人寥落，但他们一样地感到开心和高兴。
连服务员小姐也受到了感染，在一边抿嘴而笑。
要了无数的啤酒。当问道“要什么牌子的？”一川说：当然是当地的。于是要
了燕京。他一直在说：这些年就没吃过正宗的中国菜，连做梦都梦见四川火锅。当
正宗的中国菜（想假都假不了）放满面前的时候一川反倒没胃口了。了了不习惯中
国菜，所以几乎没吃什么。李娜忙于照顾女儿和说话，也吃得不多。席间，只是我
吃得比较正常，喝得也比较正常，但说得就不行了。阔别多年，各自的境遇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四
了了最先离席，自己拿了钥匙回房间去了。她对中国菜没有兴趣，对他爸爸的
中国朋友也没有兴趣。了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这下文再说。
大约十一点左右，我签了单，所有的人都离席上楼来了。这次签单一共签了一
千六，大部分菜都没有动过，有的只动了一两筷子，够气派的，也是我短暂的签单
史上最辉煌的一次。
李娜回房间照看女儿去了。一川和袁义夫妇一起，进了我的房间。打开电视，
我们开始看一场足球赛。一川依然非常兴奋，后悔没有将餐厅里的啤酒带上来。他
打电话去服务台要酒，由于时间太晚，饭店的供应已经停止了。一川大骂中国饭店
落后。
他嚷着要下去到街上买啤酒。袁义说：商店早就关门了，北方就这点不好。他
大约不想让一川再喝，后者已经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这场球是德国对法国，一川看得兴奋不已。他是一个球迷，看起现场直播来理
应很激动。但德国和法国到底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和中国人一起看
球，和袁义和我一起看球，这才是关键所在。据袁义说，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一川
25日到北京，27日离开，能在一起看两场球。球、祖国、朋友和酒，让一川兴奋得
一塌糊涂。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球迷，自觉没有祖国（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对朋友
我热情不足。酒，能喝一点，但从来不会过量。但是我也很兴奋，那是因为一川，
他的兴奋不得不感染你。他一面兴奋，一面还诉说着让他兴奋的理由。这就使我觉
得，自己也是爱足球、爱祖国、朋友和酒的。
我突然想到，房间的冰柜里还有啤酒。于是通通取出来，一共四罐。四罐啤酒
一川喝了三罐，我喝了一罐。我们不停地说话，时而鼓掌欢呼（随着球场的气氛）。
袁义夫妇那边则始终无声无息。
袁义工作很忙，连日来忙于接待我和一川一家，下午还亲自驾车去了机场。据
小鲍说开车时袁义差点睡着了。此刻，他显然有些支持不住。小鲍是一个安静的女
人，悉心照顾着丈夫（给打盹的袁义加上了一条毯子）。偶尔，袁义会睁开一只眼
睛，问：进球了吗？他忠于职守，坚持要将球看完。
醉意盎然的一川不断地对袁义说着什么。
其间，李娜进来了一次。他们的女儿已经被安顿睡下了，不懂球的她也来凑一
份热闹。她亲热地拉着一川，摇晃着他，同时对我和袁义夫妇说着话。恍惚间我似
乎看见了年轻时代的李娜，那个美丽活泼的川妹子，仿佛看见了她和一川恋爱的美
好时光，位于十四楼的了了还没有出生 .
球赛终于结束了。两个女人扶着各自的丈夫出了门。一对乘电梯向上，至十四
楼，回房睡觉。一对向下，出了中山宾馆，发动汽车回家，然后睡觉。我站在电梯
口，向他们挥手作别，然后回到房间里，洗了一把澡，也上床睡下了。
五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十二点过，错过了早餐。我打电话到十四楼，一川一家也才
起来。去餐厅吃午饭的时候一川的脸色很不好，说昨天喝多了，到现在还没有缓过
来。此刻他的症状是头疼、胸闷，吃不进东西。了了和昨天一样，不习惯中餐。李
娜向她许愿，晚上去吃麦当劳。
一川告诉我，袁义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要上班，不能陪我们。下午他们想带了
了去看故宫，袁义的司机半小时后到中山宾馆。一川问我去不去？由于袁义不在，
我想我有责任陪同，所以就答应了。
上车后，没有直接前往长安街。李娜返回十四楼，拿来一只不起眼的黑包。别
看这只包很普通，按李娜的话说，他们全部的家当都在里面了。当然这是夸张的说
法，但至少这次他们回国所带的盘缠细软都在里面了。
李娜说本来可以放在房间的保险柜里的，但事先得去前台申请、办理手续，太
麻烦了。她与袁义通了电话，要把包放到袁义的办公室去。那地方应该是绝对保险
的。袁义的办公室是总经理办公室，整座大楼都是属于他们公司的。大楼门前站立
着着装整齐的保安，另外还有高大威猛的石头狮子，一边一个。进出人员都得严格
登记。这些防范措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果不其然，袁义的办公室在十九层，走道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上也没有挂总
经理办公室的牌子。应该说是极为隐蔽的。即使进了房间也还看不见袁义，有秘书
小姐在外面挡驾。通向袁义所在房间的门很不显眼，几乎看不出来。袁义的司机领
着我们顺利抵达。一路上公司里的员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一行人。我是衣冠不整，
或者说完全不合这里的白领要求。一川则拖儿带女的，难免会引起众人的侧目。
女秘书早知道我们要来，笑容可掬地打开通向里间的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袁
义，以及他的工作环境，或者说看见了置身于总经理办公室里的袁总。
袁总还是我们的袁义，甚至更是我们的袁义了。我的意思是他在总经理这个位
置上早已经习惯了，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袁义战胜了总经理，而不像当初。三
年以前我也曾到过他的办公室，那时候总经理还压迫着袁义。
李娜将黑包交给袁义，后者随后将它锁入保险柜中。一川禁不住感叹这间办公
室之大、之豪华，比他们总经理的办公室都要大和豪华许多。他俩（袁义和一川）
都是干保险的，属于两家不同的公司，一中一外，因而有其可比性。袁义幽默地说
：那你就回来干嘛！关于这件事，他已经劝说过一川多次了。民族感情、家乡观念
和朋友义气都说服不了对方。现在借助物质利诱，一川依然不为所动。
袁义送了了了一把紫砂茶壶。我看见一件木雕，问袁义，他说是去南非旅游时
买的。袁义把它送给了我。这两件东西（茶壶和木雕）原来都是办公室里的摆设，
这会儿从架子上取下，让秘书小姐用报纸裹了，装入公司专制的纸袋中。这种纸袋
有多种型号，装茶壶的比较精巧，是小号纸袋。装木雕的是大号纸袋。即便如此，
木雕还是伸出袋口一截（木雕为长条形，上方是一光头男人的雕像，下面，由三个
裸体的小人托着，再下面又是三个裸体小人。裸体小人一共有三层，共九个）。
会见毕，一行人原路返回。袁义一直把我们送出大楼，他的司机已经在车上等
着了。
六
我们向长安街进发，去故宫博物院。路上一川开始感到不舒服，并且越来越不
舒服。他和司机商量：能不能返回宾馆，不去了？司机当然没有问题。一川表示，
让他白跑一趟，心里很过意不去。在这之前一川分别征求了了了和我的意见。
了了本来就对故宫没有概念，按她的意思最好一直待在宾馆里。李娜做了半天
说服工作，了了才答应出门的。而我，对游览名胜一向缺乏兴趣，况且是陪同来自
美国的一家“华人”，去的又是故宫、天安门，这不是太傻了吗？这几天北京的天
气奇热，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度以上。据司机说，故宫的院子里连一棵树都没有，据
说当年此举是为了防备盗贼。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空旷和毫无遮拦的太阳地，想想
都让人害怕。决定放弃游览回到冷气充足的宾馆房间里，是绝对英明正确的。
然而我们并没有马上掉头，而是继续向前。这与行车线路有关，不是我们这些
外地人所能了解的。虽然我们已决定不去故宫，但必须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经过。
所以说，我们还是去了天安门。
天安门雄伟壮丽，远远地一瞥就如在目前。一川兴奋地对了了说：天安门！天
安门！了了含糊地嗯了一声，看来她并不明白这座建筑物的重要性。大约一川心里
一急，说了句：不好！司机眼明手快，及时地将一只纸袋从椅背间递了过去。后座
上的一川接着，埋下头去哇啦哇啦地呕吐起来。
一川一面吐，我们的车一面从长安街上穿过。了了的注意力自然被爸爸的痛苦
所吸引，而对天安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是非常遗憾的。当
时的情形十分紧张，供一川呕吐的纸袋是小号的，很快就溢满了。李娜连忙将装紫
砂茶壶的纸袋腾出，套住一川呕吐的纸袋。这只纸袋也是小号的。两层纸袋使滴漏
问题得以缓解，但容量仍然不够。我只好取出非洲木雕，将大号纸袋贡献出来，这
样就万无一失了。一川将整个脑袋都埋在了大号纸袋里，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地呕吐
起来。
真得感谢袁义的馈赠，不是紫砂茶壶，不是非洲木雕，而是这两只纸袋。纸袋
外观淡雅，呈石青色调，上面绘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既可用来装载呕吐物，又可
捧着它出入于高雅的场所和厅堂。可不，这会儿一川就双手捧着这样的一只纸袋，
将它抱在胸前，下了车向中山宾馆的大门走来。
侍者拉开玻璃门，点头示意并问好。我们（我、李娜和了了）跟在一川身后，
所有的人都在东张西望，想找一个安放纸袋的地方。一川捧着纸袋，领着我们在大
厅内转了一圈，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来终于引起了宾馆方面的注意，走过来
一个穿制服的人，问一川道：先生，您需要帮忙吗？
一川问：有没有放垃圾的地方？对方不觉一愣，他显然不会想到一川宝贝似的
抱在胸前的纸袋是准备抛弃的垃圾。他指了指搁在大堂一根立柱旁的筒状烟灰缸，
大约以为一川要扔的是一个烟盒或者别的什么小玩意儿。
按原先的想法，纸袋是准备带进房间里抛弃的——那儿有专门的打扫人员。可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呕吐物透过三层纸袋，从接缝处向外滴漏，隐隐约约的有一条
水线自纸袋底部飘落到地面上，如果不加以注意自然是看不出来的。多亏工作人员
指出了那个筒状烟缸，一川走过去，将纸袋安置在上面。然后我们走开了，向电梯
走去。在此过程中我们频频回头，看见那纸袋竖立在金属烟灰筒上，十分的醒目和
庄严。
七
我和一川分别已经十二年了，这次被袁义挟持至京，与一川见面，重续了当年
的友情。在与他一家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细节，显然无法一一道来了。但我总
想写点什么，以纪念我们的这次会面。我想集中精力写写一川一家，小标题为“一
川”、“李娜”和“了了”。总之得把他们分开写。当然我不可能事无巨细，总得
写一些有意思的事。有意思，但是否有意义就不好说了。像一川，我就写了他呕吐
的事。这事儿挺有趣，甚至令我感动。但它有意义吗？我就不得而知了。
一川呕吐的故事告一段落后，接下来要写的是“李娜”。实际上她的故事前面
就已经开始了 .
八一川一家回十四楼休息，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醒来时天已
经快黑了。李娜打电话下来，让我去上面集合。袁义夫妇下班后就过来，然后一起
去外面吃饭。
我上去时，一川已经好多了，可以说已经完全好了，甚至比没吐以前还要好。
他看上去十分的神清气爽，人也变得眉清目秀起来。这一吐，把他的晦气都给吐掉
了。李娜在整理箱包。了了坐在桌前，戴着耳机，一面拿着一支杆子长长的铅笔在
一个铺开的本子上刷刷地写着什么。看得出来她的字写得很大、很疏朗、很自由，
因为每过一会儿她就要翻过一页。
我被了了表现出的轻松惬意所吸引，入神地看了很久。李娜向我解释说：她在
写情书，给她的男朋友。
了了闻言，脸上露出一丝羞涩，仅仅是一丝而已。她眨巴了两下大眼睛，随即
恢复了正常。
她一坐下来就写，一写就是半天。所以她愿意待在房间里，哪里都不去。李娜
说。
都写些什么呢？我问。
所见所闻啊，中国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去袁义公司，还有路过天安门，肯定都
被她写进去了。李娜说。
那就应该多见识一些才行。要不然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对了了说。
她是为了写才去见识的。见识得多了，就来不及写啦。一川说。我们大笑起来。
写又是为了什么呢？李娜说。为了给他的男朋友看。要是没有男朋友，她不单
不写，连见识也不愿去见识了。
袁义夫妇终于来了。出乎意料的是袁义手上拎着那只黑包，就是上午我们特地
送去的那只。袁义说，今天是周五，明后两天办公室里没人，整个公司大楼也没有
人，除了值班的。因此包放在办公室里不保险。他准备把它带回家去，两天以后等
他上班时再带回公司。
李娜马上说：这全都怨我，我没想起来今天是周五。但她并没有要求袁义就此
把包放在宾馆里，去申请一个保险柜。既然李娜已经将包交给了袁义，那就得无条
件地信任他，听从他的安排。一川夫妇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倒是我有些神经紧张，
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只黑包上 .
袁义自然感到责任重大，但他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没有下班后先回家，把包
放下再到宾馆里来，因为那样不顺路，也耽误时间。他带着这只包离开办公室，开
车去接小鲍，完了再带着这只包来到宾馆。此刻这只包就立在了了刚才写字的桌子
上，我们出门的时候袁义再次把它抓在了手上。
接下来商量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一川刚吐过，没什么胃口，但他愿意去任何地
方。为保护他脆弱的胃，我们放弃了川菜去了一家粤菜馆。大家绕着桌子坐下。一
张椅子上放着脱下来的外套和女士随身携带的提包。袁义的那只包（实际上是李娜
和一川的）混在其间。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一直搁在那儿。
九在饭桌上我和一川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实际上，这不愉快早晚是要发
生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和一川见面的吧？十年的隔绝使我变成一个怪人，这
在前文里已经说过。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与十年前相比我竟然毫无变化，这就更使
人难堪了。
一川回国，不免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至少与十年前相比已是人是物非，变化
之剧使人感慨。这方面，他与袁义绝对有共同语言，而我是根本插不上的。仅从外
观上看，他俩都已呈现出中年人发福的体态，携家带口，两个人都成了社会的栋梁
之材。
一川不禁回忆起当年袁义送他去美国，由于换不到所需的外币，在北京街头如
何绝望地徘徊。而如今袁义隆重地欢迎他们一家归来，那气派就像整个北京城都是
他袁义的。我完全同意一川的说法，只是，他们回忆的“昨天”仍然是我今天的现
实。如果没有袁义这样的朋友，流落在北京城里我不还得“绝望地徘徊”吗？
袁义借机诱惑一川，说：那你不如回北京来算了。李娜也说：看看人家袁义，
又是司机，又是秘书的。袁义连忙解释说：那可不是我私人的。李娜说：在美国，
有私人司机的也不多。虽然回国后也许会有自己的司机和秘书，一川仍然不为所动。
在美国，能到今天这一步真的不易，他强调说。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这样的谈话我自然无法介入。
为怕我受到冷落，一川以拉家常的口气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平时投资吗？我
感到无比惊讶：投资？什么意思？一川说：这事儿很容易，在家做就行，通过因特
网。李娜平时没事就投点资。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一大堆技术问题。我虽然如堕五里
雾中，但表情却显示出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一旁的袁义看得焦急无比。
一川还向我推荐了一种戒烟药，说他以前烟瘾如何大（“你是知道的！”），
吃了这种戒烟药后马上就戒掉了，灵得很。目前国内市场上还没有这么好的戒烟药，
一川建议我向周围的朋友推销看看。没准就能成功呢，他说。
一川已经看出我是一个穷人，热情洋溢地想帮助我。但他似乎忘记了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了 .
袁义摸摸索索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后递给一川。这是一个复印件，上面
复印了一篇某文学杂志上的文章，是介绍本人写作情况的，自然不乏赞扬吹捧之辞。
显然袁义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向一川展示。此刻，他逼着一川在
饭桌上阅读完全文（就像挟持我来北京那样）。一川看的时候袁义也凑过来，并排
和他一起看。待一川看完，袁义又将文章递给李娜。李娜看完，又传给了了。了了
惊慌失措地接过复印件。李娜向袁义解释说：她不会中文，只能听，说勉强也可以，
读和写就不行了。她补充说道：一川不让她学中文。
袁义一面收起复印件，一面质问一川：你为什么不让了了学中文？一川说：我
要让她适应美国生活，学中文没有用，弄不好还会有消极作用。话虽这么说，但显
得底气不足。袁义笑道：你啊你！他转念一想，把本已揣入怀中的复印件再次递到
一川手上。那你就翻译一下给了了看吧，他说。
袁义展示复印件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我说：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看的，
都是瞎写的。袁义根本不为所动，就像这件事和我无关一样。这是他做事的一贯风
格，我自知无能为力，如果继续谦让下去反显得做作了。于是我干脆不闻不问，这
样事情就达到了高潮。
只见一川神色郑重，小心地将复印件折起、收好，一面说：我一定翻译出来给
了了看，自己也要再看几遍。
我当然明白袁义的意思。他所要向一川传递的只是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
的这位共同朋友，当年的同事、兄弟，在不同的领域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正是冲
着这句话，我觉得无地自容。还不如像一川那样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怜悯和拯救的对
象，那样多少自然一些。
自从看了复印件后，一川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变得庄严和肃穆了。袁义想
达到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一川不再与我谈投资的事，而是十分殷情地邀请我去美国
玩。他不再问我有没有投资，而是问我有没有护照。我说没有，这又使一川的谈话
受阻。这样，面对什么都没有的我，一川变得神经紧张起来。
办一个很容易的，他试探说。
干嘛要办一个呢？我没有这个需要。我说。
办一个总要方便一些。找个机会和袁义一起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玩。见我
不再回答，一川转向袁义：你们公司不是每年都要组团出去吗？明年顺便帮何平办
一下，你也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美国西部的景色还是很漂亮的，最好秋天来。
他急于把这件事定下来，再次转向我，说：怎么样？说定了，明年和袁义一起来。
我推让道：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于是除了了外的所有的人都开始劝我，让我打消顾虑，出去玩一趟。他们说如
今出国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又说我不能总是闷在房子里，靠想象写作。我有些急眼，
对他们说：我没有钱。一川拍着胸脯说：钱的事你就不用考虑啦，你没有，我们有，
反正饿不着你。你就痛痛快快地说一句，去还是不去？我回答说：不去。你的钱又
不是我的钱。
事情就此陷入僵局，他们再也劝不下去了。静场半分钟后小鲍开始谈带小孩的
事。她和袁义半年前有了一个小宝宝，由于太小，没有带出来。李娜问长问短，一
川、袁义也逐渐参加进去 .我这头顿时轻松了许多。
十
以上便是我和一川之间发生的“小小的不愉快”。自然原因在我，是我的古怪
和生硬导致了不和谐。我的朋友们则无可指责。尤其是他们的热情和对我的希望是
那样的令人感动。他们不仅供我吃喝、平等相待，在精神上也努力抬举我，给我以
优越的地位。无论是挟持我进京、让我住进高级宾馆挥笔签单，还是想把我弄到美
国去见见世面，其目的无非一个，就是有福共享。当然他们看出了我的隔绝和社会
格格不入的个性，这也是他们甚为担心。他们试图改造我，并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
价值观，而是怕我堕入可怕的自闭。多年来袁义一直劝诱我、哄骗我，软硬兼施，
生拉硬拽，让我尝试不同的生活见识日新月异的世界。其最低目标是使我不至发疯
或郁郁早逝，最高目标当然是共享荣华富贵了。
朋友们的良苦用心我怎能不知道？只是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我
有一种消沉下去和堕落的愿望，自绝于社会和朋友以及这个牛逼哄哄的世界。多亏
了袁义这些年来的提携，他就像牵着一根拴着我的绳子，不时地要提溜一下，把我
拉出水面换气。
我常常想：他们到底图个什么？我是一个多么无趣和生硬的人，经常搞得别人
神经紧张。我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随和，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呢？在
北京的这几天充分地（再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我，大家一定会更加高兴，
气氛定然加倍热烈。而我夹在中间，使得每一个人都很节制、压抑、收敛，说话斟
词酌句，还常常出现冷场。我就像一块尖锐的石头，或者一根刺，当然首先是扎在
我自己的心里的。
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纪念此次去北京和袁义、一川的会面。我想写写一川一家，
男人、女人和孩子。关于男人，我写了一川呕吐的事，已经顺利完成。关于女人，
我想写李娜的那只黑包，可笔锋一转，竟写起了我自己，写起了我在北京的内心感
受以及饭桌上的一次“小小的不愉快” .写自己也许是必要的，可以为故事提供一
个较为深入的背景。当然，写一川一家，写他们的故事也许只是提供了我的一个背
景，目的是写我的内心感受以及遭遇。谁知道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李娜或者那只黑
包的故事吧。
十一饭后，袁义建议去三里屯，看看那里的酒吧街。没有人提出疑义，于是我
们动身出发。袁义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小鲍则和一川一家挤在后排。我们一路
向三里屯方向驶去。接近南街的时候，道路变得拥塞起来。到处都是停放的车辆以
及在车辆间穿行的奇奇怪怪的行人。这些人显然都是去酒吧街的，或者从酒吧街出
来，回自己的车上去。恰好是周五，来得又正是时候，十点多钟，正是上客的高峰
时间。袁义找不到地方停车。他干脆将方向盘一打，拐了进去 .
车速极慢，一条条的人影映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终于找到了一个空当，袁义
小心翼翼地将车倒进去，沿着马路将车停稳。一川、李娜连夸袁义的倒车技术好，
说是一个人的车开得怎么样，主要是看他如何倒车。
开车时，袁义将黑包放在他的座位边上。这会儿他将包抓在手里，临下去时对
我说了句：帮我注意点。声音虽然不高，但我立刻会意。他让我注意那只黑包，而
包里面装着一川他们的“全部家当”（李娜语）。本来我已经很紧张了，这会儿袁
义又委以重任，看来情况的确是比较严峻的。
我们一下车就和街上的人挤挤擦擦起来。袁义大大咧咧的，提着黑包走在前面。
我紧随其后，主要是要跟上他手里的包，不能让它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一川、李娜
虽然也很关心他们的包，但同时要照看了了，因此不免分心。南街既窄又长，路灯
昏暗，人影憧憧的。两边酒吧的门面都很小，并且很隐蔽，进去之后便觉一片乌烟
瘴气，人头攒动，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那些比较有名的酒吧。生意清谈的酒吧也故意搞得很局促，烟雾缭绕，灯
光凄迷，进去的人如同身处梦境。
我们在每个酒吧里待的时间都不长，探寻一下就出来了。袁义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要让美国归来的一川一家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北京的酒吧，北京的酒吧街。如
果不考虑他手上提的那只黑包，我很赞同他的做法。可带着这只包，袁义这样做就
显得不可理喻了。
事后袁义告诉我，三里屯的小偷是有名的，尤其是周末，防不胜防。可此刻他
带着一川的全部家当和细软在酒吧里挤进挤出，就像没事人似的。这便是袁义的风
格，是他特殊的魅力所在。别说是价值八九万元的一只包，就是八九十万，八九百
万袁义也会面不改色的，甚至会更加轻松。我就不行了，被一只黑包搞得神经紧张，
根本无暇欣赏酒吧街的夜色和那里的气氛。一川李娜想必也是一样，那包毕竟是属
于他们的。
一帮人懵懵懂懂，跟随着袁义，在各家酒吧门前进进出出。终于走累了，袁义
选择了一家比较清静的酒吧，领我们进去找地方坐下。我注意到袁义是靠墙坐的。
他坐下后那只包就搁在了桌下他的脚边。由于一面靠墙所以比较安全。这张桌子上
就坐着我们，没有外人。我在心里念叨着：别忘了临走时提醒袁义，让他拿上那只
包。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坚持到了最后，结果松懈了。我们站起身来离开酒吧，
但是忘记了那只包。这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等我们醒悟过来，回去再找
时，它已经不翼而飞了。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怠懈。至于我到底喝的什么饮料，啤酒或是
可乐并没有放在心上。乐手坐在我身后的吧凳上又弹又唱，但他唱的是什么我也不
是很清楚。袁义他们交谈得很热烈，我则反应迟钝。好在酒吧里人声嘈杂，大家也
不以为然。
十二
我们在酒吧里待了约一小时，临走时并没有忘记那只包。袁义无须我的提醒，
提起包向门口走去。我们跟着他，一直走到停车的地方，然后开车回去了。我们的
旅行——准确地说是包的旅行便到此为止了。有惊无险，这是结论。
按我的想法，这个故事是写李娜，但她在叙述中出现的并不多。这个故事中出
现最多的人物是我，还有袁义。但我还是认为故事是写李娜的。她负责掌管那只包。
也是由于她的主意，这只包才会被带到袁义的公司里。她把权力交给了袁义，而袁
义又委以我重任（“帮我注意点”）。
接下来该写一写了了了。我保证删除一切不必要的旁枝末节，把注意力集中在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身上。
十三
了了十二岁，三岁时离开成都，在美国生活已经九年了。她的身高约一米五五
（正常），体形微胖，皮肤较黑但眼睛很大，并且很圆。表情认真而坦然，不太像
中国小孩。她总是带着耳塞，胖胖的小手里握着CD播放机，对周围的一切有些漠不
关心。
去天安门故宫是一川、李娜的主意，是他们以她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他们觉得
了了应该去，也应该想去。李娜提醒说：天安门，天安门，你不是在历史课本里读
到过吗？然而真的来了北京，了了宁愿待在宾馆里面听音乐。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一点很重要。一川和李娜反复提起此事，大有和女儿调
侃的意思。他们的表现不太像中国父母，但仅就此一点而言。了了的反应很无辜，
她不明白一川、李娜为什么总是拿这事开玩笑，而且当着我们的面。了了面露羞赧
之色，但一闪即逝。说到底她是无所谓的。
了了的右手背上画着一颗心，左手背上写着男朋友的名字。图案和字母都是用
钢笔写（画）的。了了在右手背画心的时候用的是左手，往左手背写字时用的是右
手。图案和字母将保持一天，一直到晚上洗澡。洗浴以后了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恢复右手背上的图案和左手背上的名字。
李娜告诉我们：这已经是她的第四个男朋友了。看来了了的行动完全在她和一
川的掌握之中，这得归功于了了对他们无话不谈。自然，做父母的也不会予以干涉，
否则的话了了就什么都不说了。
李娜说：还是这样好，有透明度，我们也放心些。她说这毕竟是小孩子的游戏。
了了很热衷于接吻，有时候母女俩还一起讨论。了了已经学会印度式的热吻了。印
度式的，就是把舌头伸进去，打转。李娜解释说。
当大家议论了了时，她显得无动于衷，在众人的目光下坦然地做着自己的事。
她刷刷刷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从我们走进房间开始她就这样，直到我们离开。
一面写一面戴着耳机听音乐 .了了不停地写是为了寄给远在美国的男朋友，他比她
更想知道中国的事情。
一到北京，了了就要求打电话，因为一川手机的制式不同而没有打成。他们没
有申请宾馆的国际长途（就像没有申请保险柜一样）。了了于是四处找电脑，想给
男朋友发电子邮件。李娜认为她的要求实属过分。这是在中国！她对了了说。
中国怎么啦？袁义说，现在到处都是一样的。说着将他的手机递给了了，让她
给男朋友打电话 .李娜为维护自己说过的话，坚决地制止了。
北京城里到处都是网吧，就是宾馆所在的这条街上也有无数家。但我们来北京
不是上网的，李娜说。他们只允许了了使用纸和笔，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和她的男朋
友联系。
于是了了便在笔记本上拼命地写啊写啊。
李娜说起，三年前她带了了回过一次四川（一川因工作太忙没有同行）。回美
国后了了写了一篇作文，是描写姥姥如何宰杀鳝鱼的。她写得那么细致、客观和血
腥。姥姥如何将鳝鱼的头钉在板凳上，又如何用一把小刀解剖它们的身体，当时鳝
鱼是活的。这篇作文在了了的学校里引起了轰动，为她争得了荣誉。
三年以后，想必了了的写作更精彩了。她一会儿停住笔，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看
着我们。也许了了正像解剖鳝鱼那样地解剖着我们。我感到不寒而栗。
一川说：美国的教育就是这点好，从小了了就自己写，写日记，写信，在一些
场合下的致辞也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需要大人代笔。他们的写作能力是从小培养起
来的。可惜了了是用英文写作，中文则完全不会。
了了此时碰到的有语言障碍、饮食障碍（她不习惯中餐，因此吃得很少）、年
龄障碍（几天来围绕着她的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大人）和爱的障碍（男朋友远在美国）。
可见，她是多么的孤独。当年，一川去美国闯荡时和现在的了了一样，也碰上了语
言障碍、饮食障碍和爱的障碍（李娜、了了都在国内。他们是三年后才去美国和一
川团圆的）。想必那时他也是孤独的。
了了拼命想与那些被隔开的东西取得联系，通过写作、听音乐，通过对置身环
境的拒绝，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及无兴趣的倾向。当年的一川也拼命地给我写信，
给袁义写信，给李娜和了了写信（虽然了了刚刚出生，还不懂事）。这种饥渴在他
的身上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才会对隔绝多年的我和袁义如此热情洋溢（甚至有些夸
张），而我并无相应的表达。
我有些扯远了。我想说的是，在了了的身上我看见了当年的朋友，这不仅因为
他们是父女，长得像。他们的隔绝和渴望是某种很一致的东西，只不过如今引起它
们的东西已经不再一样了 .
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六，袁义开车带我们去了香山。在山顶的一个亭子里，大
家又开始逗了了说话，让她多说一点，说中文。了了和李娜商量了一会儿，在母亲
的鼓励下讲了（或翻译了）一个小笑话。当时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愉快极了。了了
的笑话很成功。
现在我将这个笑话照录如下，作为这篇小说的结束。
山姆对珍妮说：如果你爬上树去，我就给你糖吃。
珍妮于是开始爬树，她得到了一颗糖。
回家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傻孩子，他是想看你的内裤。以后
别上他的当了。
第二天，珍妮又碰到了山姆。山姆让珍妮爬树，说这一次给她两颗糖。
于是珍妮又开始爬树，她因此得到了两颗糖。
回家后妈妈责备珍妮，说：就是再多的糖也不能爬，山姆是要看你的内裤。
珍妮说：他看不见我的内裤，爬树以前我已经脱掉了。
2000.11.6 —20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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